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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在今天是个家喻户晓的概念。几乎人人都知道这种又白又软的絮状纤维是我国纺织业的重要原料。的确，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棉国，几乎每个地区都种有棉花：但这种在华夏土地上得到了充分发展的经济作物，其原产地倒并不在我国。棉花原先生长于印度和南美的土地上，从战国时期起，它就通过不同途径，进入我国海南岛、两广、云南、新蠕等边疆地区。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很快认识了这种外来作物的实用性，便纷纷学会种植，用以纺纱织布。
《梁书·西北诸戎传》记：“高昌罔（指吐鲁蕃），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泸，名日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有云南哀劳地区“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战国时成书的《尚书·禹贡》中也有“岛（指海南岛）夷卉服“之载。这里提到的白叠子、梧桐木华、卉等，都指的是棉花。可惜的是，这种极有发展前途的经济作物，传入我国后却长期停留在边疆地区，未能及时、广泛地传入中原地带。
《梁书》
公元851年（唐宜宗年间），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看到棉花在中原地区被富人们种在花园中当花卉来观赏，不由很是惊讶。而实际上，棉花当时在中原的确是一种珍稀的物品，唐宋文学作品中提到白叠布、木棉裘时，都把它们当作一种珍贵物品来进行描述，而北宋末年《北征纪实》中，仍称棉布为南货，可见当时棉布还主要生产于岭南地区。棉花未能及时进入中原，除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们固有的“风土”思想也在起作用。
岭南的棉花种植
这种形成于战国的传统理论认为，一切事物只能在它的故土生长，逾越了这个范围，就会发生质变。譬如橘，只能在淮河以南生长，如果有人硬要把它移到淮河以北去种，它就会变成枳。这种思想虽也有它的合理性，即认识到生物的生长有地球条件的限制，但它坚决否认生物的特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逐步改变去适应新的环境。当有的地区因为没掌握好植棉技术而使棉苗大批死亡或收成菲薄时，人们就一股脑儿将之归为“风土不宜”。
歉收的棉花
然而，一项事物如果有它产生的必要性，那么任何主客观因素都不能阻止它的最后诞生。棉花之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也是一样。由于唐代时与西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就比较频繁，再加上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流域与两广、云贵地区的经济来往就逐渐密切起来。棉花就是从那时起不断向中原地区移植的。元代时官修的《农桑辑要》对“风土说”提出了新的看法：“中国之物，出于异方者非一。”它认为有的地区棉花之所以没有种好，是因为“种艺不谨者有之，抑种艺虽谨，不得其法者亦有之。”
《农桑辑要》
这一阐述使我国古有的“风土说“有了新的发展，为当时棉花的传播铺平了思想上的道路。由于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lei，音泪，等同之义）之***犥眩▁izhu，音喜驻，指麻菖类），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因而得到了比桑麻更快的发展。元世祖曾在江南各地设置“木棉提举司”，专门监督人们植棉，并征收棉布。明代时，植棉活动更是蓬勃发展，那时棉花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而到了清代，更是“天下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了。
清朝穿棉质衣的百姓
由于棉花生产的大发展，我国迅速成为棉花与棉布的出口国，明代末期，我国每年向菲律宾出口棉线7000多斤，棉布1万多匹，以后又陆续增大出口量，扩大出口地区，棉产品远销至墨西哥、秘鲁等地。清末，每年出口的棉花更达63万担之多。我国棉花是由印度辗转传入的，所以长期以梵（fan，音范）文的称呼转译，如“吉贝”、“白叠”、“桐”、“植”等。由于棉花最初是乔木，所以又称为“木棉”（古代的绵只指丝绵），以后才因其木本而称为“棉”或“木棉”，宋代开始正式叫棉花。那时所指的木棉与现在我国南方高大的开红花、结白纤维球的“木棉树”（又称英雄树、攀枝花）并非一回事。棉花属锦葵科，而木棉树是属木棉科的。但是棉花的传入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增添了一抹炫白的色彩。
参考资料
《农桑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