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文化名城多半是需要其周围的名山好水来支撑它的文化厚度的。“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苏轼)，源自天目山脉的湖城四周诸山在筑城守城者眼中或许仅仅是屏障天险，但在文人的世界里就别有一番洞天了。昔日居城中，抬头四望，千峰竞翠，云蒸霞蔚，一条美丽的城市轮廓天际线舒展，城内爱山台、弁苍楼、眺谷桥(能眺弁山幽谷)无不沟通着山与城的文化性情，真可谓“登城一倚眺、双目顿宽闲”(清·戴宸)。
弁山，素称湖城的主山，“弁”是古代男子的帽子，弁山因山势冠如“弁”而名，又名卞山。俯瞰山形，如大鹏展翅，苍莽雄浑，清峻深邃。相传项羽起兵前驯马山中，殁后被尊为“苍弁山神”，唐代颜真卿也曾亲赴山中项王庙祭拜。
三国时，吴王孙氏祖孙三代钟情弁山：先是东汉末孙坚(孙权父)受封为乌程侯；孙权三子孙休即位为景帝后，葬钮皇后之父及自己的二哥孙和(谥文皇帝)于弁山，宝鼎元年(266年)，孙皓即位后立即将东西苕溪流域的九县合并为吴兴郡。孙权的大将太史慈亦葬于弁山，太史湾之名由此而来。
南朝时，达摩禅师的弟子道迹云游至弁山的石斗山，虔诵《法华经》二十载，“有白雀旋绕、若听法状”，梁武帝萧衍敕刻有历代名人题字，因风化剥蚀，今仅见宋“程公许题记”“黄龙洞”等题刻十余处。黄龙洞因其传说，而成为本城历代祈雨祷晴之处，苏东坡任湖州知州时、恰逢黄梅天连月淫雨，他就亲自去黄龙洞“祷晴”，并作《祷晴》诗，后人就在洞西侧祥应宫旁建有东坡苏公祠堂，宫、祠基址尚在。六十年代在山下发现一天然溶洞，名“黄龙宫”，奇妙的是其中一处玲珑别致的钟乳石群，叩之有高低不同的音阶，能奏出美妙的乐曲，被誉为天然的“响石音乐厅”。
太湖石为中国园林所必备，弁山所出尤其著名，所以又名“弁山花石”。唐代诗人白居易将它列为石中第一，并有专著《太湖石记》，概言太湖石的特点，“三山五岳、百洞千壑，乱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宋代书法家米芾“痴石”，称太湖石之妙在其“瘦、绉、漏、透”。北宋徽宗赵佶，做皇帝文弱无道，于书画园林却独具造诣，他在汴京筑“艮岳”，广罗天下奇花异石，弁山湖石应征特供，徽宗为太湖石、灵壁石封侯赐金带，弁山花石受封“巩固侯”。宋亡后，名石散落四方，今存湖州潜园的五老峰、南浔嘉业堂的啸石与北京颐和园的青芝岫、上海豫园的玉玲珑等名石一样，都是太湖石中珍品。
宋代词人、尚书左丞叶梦得好石，退隐后居弁山之阳大玲珑(今山南大阳坞)，自号石林居土，用万石环筑石林精舍，清幽秀润，“如仙都道山”，石林居士于此藏书著述，“四方学士闻风仰止”。范成大曾作《游石林记》。石林公死后葬于大阳坞，清康熙年间叶氏后人重立的墓碑记下了先生的归宿。
大玲珑往北数里至太史湾，有小玲珑山，洞壑贯通，怪石奇出，又名沈家洞，曾留有唐宋名家题刻，可惜前些年开山炸石、一片狼藉。
历代文人墨客登临苍弁，赋诗作画无计其数。“元四家”之一王蒙的传世名作《青卞隐居图》，让今人得以领略弁山苍峰的博大精深。
相比弁峰的大气，城南的道场山则显得清灵秀郁，难怪来自峨眉大山的东坡居土也对此发出“我从山水窟中来、犹爱此山看不足”的感叹。他四至湖州，留下七十多篇诗文，其中多半写的是城南之山之水，道场山的北侧学士山，又名苏台山，山下也唤名苏湾，就是为了纪念苏东坡其人其政。
自古名山多佛寺，道场山坳里就有南宋宁宗帝钦定的为禅宗“五山十刹”第二刹的万寿禅寺，观音殿、放生池、千佛廊、瑶席池为清代遗存。从山脚经寺院的石板香径上，每隔数块即镌有佛莲，直达山巅，游山进香是昔日百姓一年中最虔诚而又难得悠闲的一件事。
北宋以来风水之术盛行，纷纷于山上造风水塔与它州比高争高。相传以前本郡没有出过状元，有人说，就是因为象征本地文运的道场山低于其它地方的文山之故。于是，在北宋元丰初，好事僧徒为此在山巅兴建多宝塔，八面七层，如笔卓立，又称文笔塔。巧的是此后不久本地就出了贾安宅、吴潜等多位状元郎，这当然是迷信，但却真实地诠释了湖城崇书尚文的传统；尔后，宝塔高耸道场俨然成了这座古城的城标。
万寿寺东侧还有一块大石岩不得不提，那就是元代湖州路达鲁花赤(地方长官)1339年春，农耕前夕上山为民祈年，祷田蚕丰收，刻碑于此摩崖，全文共160多字——当然正象文风所开并不在于佛家的风水浮屠一样，田蚕丰收也不靠地方官的祈祷仪式，但此等诚心美愿，对于名城文化的积淀来说也的确是不可或缺的。
道场之南，“峰势盘旋宛如华盖”，这就是金盖山。因山顶多云气聚合，人们就送她一个仙气十足的雅号“云巢”。“金盖出云”为吴兴八景之一。
自南朝·宋时名道陆修静于山南春谷(桐凤坞)修练研习、植梅自享而开山，至清嘉庆元年(1796年)闵苕敷扩建纯阳宫，尊陆修静为祖，故额为“古梅花观”，近代成为浙沪全真龙门派总坛。梅花观一反古建筑中轴对称传统，主体建筑依三条横轴线而列，藏而不露，更显神异。金盖山修竹漫山，古木幽篁，还是个修学的好地方，东晋何楷、元赵孟頫、明陶靖庵(陶渊明后代)等许多文士曾在此结庐读书。
近、现代，贵人香客游云巢多是渡碧浪湖、溯东苕溪，由吴沈门登岸，吴昌硕、王一亭书联的石牌坊赫然矗立，“云排谷口神仙出，巢隐松间鸾凤栖”，昌硕公用一藏头诗联提醒人们已进入道家仙境。半路于“知止”“止止”二亭小憩，信步于云深雾绕的石板路上，进桐凤坞，豁然开朗而肃然起敬……览遍金盖廿八景、至山之西麓，忽见一亭，名“朱五楼亭”，有石柱楹联云：“云无心兮远出，鸟有巢而知归”，游者读罢，哑然失笑，尽兴而归。
环视城外诸山，论于中国文化的贡献还首推西南三十里的杼山。山不高，但有“仙”则名，这“仙”不是传说中来此巡狩的夏代国王后杼(山名之由)，也不是赋诗吟别于此的南朝诗人鲍照、江淹，而是“茶”。
唐安史之乱之际，湖北天门人陆羽(字鸿渐)背井离乡来到湖州，与杼山妙喜寺住持皎然结为忘年之交，长居寺中，青年陆羽在此找到了生命中新的支点。他四处考察茶叶山泉，
与皎然切磋茶事。十二年后颜鲁公蒙刺湖州，陆羽和五十余江东名士一起受聘编修《韵海镜源》，次年(癸丑)冬移师杼山，适逢浙西判官、殿中侍御史袁高莅湖巡视，会于杼山，遂建亭于山东南，陆羽名之为“三癸亭”。其间与儒释道交游酬唱，并接触大量地方史料，使陆羽获益匪浅，至公元780年，他终于在苕溪山水之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804年陆羽病逝于青塘别业，葬于杼山，墓与皎然塔夹谷相望————杼山是“茶圣”陆羽人生的转折点和归宿地，先生晚年还一往情深地写成了《杼山记》，因此这里理所当然成了中国茶文化 的“圣山”。如今，虽已物是人非，但每年仍有中、日、韩茶道人士来此朝拜祭奠。
杼山北望，苕溪之阴，就是声名远播的西塞山(现名大青山)，山上有桃花坞、下有凡常湖(今名樊漾湖)及钓鱼湾，才高志洁的张志和真情唱出“西塞山前白鹭飞”，后世追随寻访者无数。最著名的当数南宋山水画家李结，他筑庐卜居吴兴西塞山，作《西塞渔社图卷》，其好友、著名诗人范成大为之题了290余字的长跋，云“候桃花水生，扁舟西塞，烦主人买鱼沽酒，倚棹歌之”，画卷曾为张大干珍藏。明初工部尚书、乌程人严震直自号“西塞翁”，殁后亦长眠此山。后代不知怎的，张志和词中的西塞山被误传到了湖北大冶道士矶，所幸《渔歌子》中有两首写明苕霅风光，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也曾勒石永证，才少了一桩笔墨官司。“西塞晚渔”为吴兴八景之一。
“平田渺空旷，孤岗忽高峙”(明·徐贲)。城东小山，星星点列，看似孤兀，实为天日大山伸向平原的根脉，人文联通，风姿各异。
升山，战国时名欧余山，书圣王羲之任吴兴太守时曾登此山，一声“百年之后，谁知王逸少与诸卿至此乎”的感叹，遂以成名。乌山，在升山西、西余山西南，秦朝善酿酒而名县的乌巾氏即居山下，现存清代乌巾桥，乡民叫作乌板桥，这可是乌程县由来的“地名化石”。
临湖门外不远的毗山，南朝·梁时任吴兴太守十一年的柳恽曾在山上读书，筑亭；明代尚书潘季驯筑毗山园，其后裔改为家庙，供奉观音大士及柳恽、潘尚书。后来演变成慈云寺，二月十九观音菩萨生日，城里城外的人们云聚这里，礼佛祈福。
另外蜀、戴、西余、长超等山均突起于溪泊纵横的水网平原，古人珍其天地造化而颇得意趣，没想到今人只将它们当作土石之料枉加轰炸，斯文荡然。
清远山水架构了城市的空间形胜，也赋予这座城市以天目俊秀、苕霅柔美兼具的灵性，但是，这些最终还是要靠人来把握和创造的。二千多年来湖州城市历史上的每一位创造者，不管是王侯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是不应该被我们淡忘的。
登城一倚眺、双目顿宽闲
湖州古城文脉①
斯文一脉，名人踪迹
自古以来，湖州就有山水清远的美誉。有无数外放的官宦、流寓的名士和倦迁的才子，寄情苕霅，他们读书青卞，行酒南园，哦呤萍洲，挥翰韵海，直把湖州视为人世间的瑶池莲台、洞天福地。
湖州就那么值得向往和留恋？且把目光越过那些诗文，移向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放想他们在湖州留下的足迹，一个地名让人豁然开悟：“濯缨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入世与出世本来就是萦绕中国士人的永恒命题，在山水的清远与人文的昌茂中调适倦于尘世而又难脱羁绊的心灵，或许是古人最易实现的选择，而湖州恰恰是两者兼而有之。无论是生长于斯，流寓于斯还是宦游于斯的文人，都把湖州当作涤荡襟怀、积累学养，吟咏风雅的圣地。
自从晋室东渡，湖州就成了谢安、王羲之、柳恽等文化名人的宦游之地。恰在此时，湖州的本土士民在中原文化的带动之下，涌现了沈约、丘迟、吴均等同样名动一方的吴中才子。从他们开始，湖州的山水景物便被赋予了一种潇散胸襟，淡看宦途，寄情林泉，留意文字的格调。踏遍湖山苕水，寻觅古人留下的人文景观，似乎是一种穿透时空的神游。从城内的白蘋洲到郭外的碧浪湖、岘山麓，从岿然如故的潘公桥、飞英塔到残照烟柳的墨妙亭、皕宋楼，似乎每一寸山水都布满了题咏的诗句和铺陈的词藻。
碧浪湖畔的岘山，又名显山。在湖州还有城池环绕的年月里，出了城南的定安门，便可看见在云树微茫的远景衬托之下，一座苍翠碧绿的小山隔水相望。岘山之名，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吧。其实，湖州岘山见证的名宦和名宦们的风雅德政并不亚于襄阳那座同名的山丘。
岘山顶上，有一块中间凹下的巨石，犹如一件浑然天成的酒器，因而得名“洼樽”，志载“可贮洒五斗”。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年—公元741年），太宗李世民的曾孙李适之为湖州别驾，公事之余，常偕幕僚及友人登岘山，把酒注满石樽，“恣饮望帝乡，时有一醉。”天宝初，李适之升任左相，洼樽又称“李相石樽”。
大历八年（公元772年）春，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到任后，邀江东名士陆羽、皎然、裴循、吴筠等名士和子侄辈共29人，携酒登岘山。众名士极目远眺，诗兴大发，联句赋诗。颜真卿出首联“李公登饮处，因石为洼樽”，以下与会者一一联句，共29联58句290字，成为湖州历史上一次名人文会的佳话。后郡人在洼樽石上建亭，名“洼樽亭”。从此，岘山成为历代文人墨客雅集之地。亭为四角攒尖顶，现仅有石樽及清初李之粹手书“洼樽亭”三字石碑。
岘山顶原有高风堂，祀隐逸诸贤；又有嘉客祠，祀流寓诸贤；还有逸老堂，是赋闲在乡的耆老聚会的地方。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的“三风太守”知府吴绮，又在山上建起了九贤祠，祀晋太守谢安、王羲之，梁太守柳恽，唐刺史颜真卿、杜牧，宋知州事孙觉、苏轼、王十朋，明知府陈幼学。一座小小的岘山占尽了湖州历代名人的风雅。无怪有人吟咏道：
岘山更比襄阳好，
汉水何如碧浪清。
百里桑麻绕沃壤，
万家楼阁抱重城。
重城，就是城中有城。记忆深处的人民公园就建在子城之上。子城，可是湖州的风水宝地，昔日的剌史太守们在这里于风流咏啸间施政怀民、建立功业。韵海楼、墨妙亭、爱山台……一个个诗意的名字，珍藏着湖州文脉中无数的谜底。
韵海楼，始建于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颜真卿由抚州刺史迁任湖州。此时的颜真卿早已名满四海，是三朝（玄宗、肃宗、代宗）老臣，在平定“安史之乱”和反对藩镇割据中，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他为人忠义，公言直道，为官刚正，刚而有礼，因而得罪了权相元载，被贬往吉州，后又改抚州、湖州。到任伊始，颜真卿便在骆驼桥东侧立《敕天下放生池碑》，履践了多年来的一个宿愿。主政湖州，对早已年过六旬的颜真卿而言，倒是一个远离官场倾轧、重续翰墨文字旧缘的良机。
颜真卿出任太原刺史时，就曾召集当地文人编篡《韵海镜源》。引《法言》、《说文》诸字书，“穷其训解，次以经史子集中两字以上或句者，广而编之，故曰‘韵海’；以其镜照源本，无所不见，故曰‘镜源’，”说白了这是一部字典辞书。“安史之乱”一起，颜真卿全力投入反对叛乱的斗争，此书一搁就是十多年。到了湖州，颜真卿便以俸禄为纸笔费，延纳岘山联句的诗友，笔削旧章，核搜群籍，撰定为三百六十卷。韵海楼即为修书而建。清初，矢志复明的黄周星有《韵海楼》诗道：
眼底无吴越，岿然第一楼。
文章传巨手，节义想名流。
好句江山助，奇怀翰墨收。
遗编谁掌故，浩气共千秋。
颜真卿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在湖州留下的书迹，如《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杼山妙喜寺碑铭》、《放生池碑》、《射堂记》、《项王碑阴述》、《石柱记》等，却未能幸存于岁月的流逝和战乱的兵戈中。唯有《干禄字书》一碑，经过宋人的摹刻而独存于四川三台，落款为“有唐大历九年岁次甲寅正月庚子朔七日景午真卿于湖州刺史宅东厅院书。”
1996年，人民公园改建，历经1200多年风雨的韵海楼，依清代重建时的原貌移置飞英公园。如今的韵海楼独立于飞英公园东北角一处修篁环抱的庭院内。建在花岗石台基上的五开间的二层楼厅，前带长廊，青砖铺地，硬山造、青瓦粉墙，近代著名学人张宗祥手书的“韵海楼”匾额高挂；楼背依故城墙基，面向飞英古塔，雍容儒雅，一如“颜体”的庄穆端重。与同样移置于此的墨妙亭、霅溪馆等名宦留迹比邻而居，让湖州的百姓流连于亭台池沼的美景时，一并联想起历代为湖州的兴盛作出过贡献的贤守。唐时的放生池，而今只留下原市府东大院内后右侧一方水池。
如果说颜真卿对湖州山水只是寄情放怀而已的话，苏东坡的至而忘归便是性情使然。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五月，苏轼莅湖主政，一到任便袒露心迹道：“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湖州谢上表》）。诗人本是多情种，坠入湖州的山水，却变得格外钟情。即便是临终之前，苏轼还想着结庐傍湖州，顺访湖州相知的故交。
苏轼一生，至少来过四次湖州。第一次在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冬，他任杭州通判，受江南转运司差遣，帮助湖州知州孙觉勘察堤堰、治理水患。此时孙觉创建墨妙亭，聚境内古碑三十余通，其中有智永集王羲之书作《圣教序记》、颜真卿书的《石柱碑》、《射堂记》、《干禄字书》、白居易《白苹洲五亭记》等。苏轼看过诸碑以后，感慨万千，挥翰作下《墨妙亭记》和《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第二次是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九月，离杭州到密州任知州时路过湖州，曾与当时的湖州知州李常，诗人张先等六人聚宴，张先有《六客词》记叙了这次雅会。他们在湖州碧澜堂欢聚畅饮，赋诗填词。十七年后，苏轼第四次来湖，再宴于碧澜堂，又是六客对酒，只是座上之人，除苏东坡外，前六客中的五人俱已仙逝。东坡酒酣思故旧，作《定风波•后六客词》。
第三次时间最长，但也不过仅仅做了三个月“父母官”。七月底就因“乌台诗案”被御史台派人逮捕进京。尽管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却让苏东坡过足了山水瘾，留下了七十多篇诗文，也让湖州百姓记住了这位祈雨祷晴、悯农又贪嘴爱玩的太守。
东坡来湖州前，就吟咏“余杭（今杭州）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到了湖州，更赞扬道场山“我从山水窟中来，犹爱此山看不足”。这两句诗，是湖州“爱山台”名称的由来。孔子云：仁者爱山，智者乐水。苏东坡自称一肚子不合时宜，游离于新旧党争外，爱山自然胜于乐水。不过，既为大文豪，又极善自适于乡野自然，苏轼品赏湖州之水也便独具慧眼，湖州城南有四大溪流，北有千顷太湖，水网交错，泊荡星布，素有“水晶宫”美称。而坡公又誉之为“水云乡”——“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苏东坡在湖州知州任内，正是荷花盛开时节。那时湖州南郊碧浪湖一带，莲叶田田，芙蕖吐艳，迷得苏东坡累次泛舟，游赏不厌。他赞叹“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遐想“便应筑室兹溪上，荷叶遮门水浸阶。”东坡到任之时，恰逢湖州久旱不雨，后来又久雨不晴，他两度率领僚属、百姓，到弁山脚下的黄龙洞祀求黄龙显灵。当他被逮进京时，城中百姓都来送行。骆驼桥上及市河两岸摆满香案，为苏太守哭祷平安。据说，骆驼桥畔的深水潭就因此而得名为“苏公潭”。
湖州人对大文豪苏东坡一往情深，保存了他的不少遗迹，城内有爱山台、墨妙亭、六客堂，黄龙洞侧有苏公祠等。爱山台建于府城西北隅的土筑台基上，南宋郡丞汪泰亨取东坡诗意而筑。元至正、明万历、清康熙三朝均有修葺，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重建。1962年吴兴县人民政府维修、沈尹默书额，为单层歇山顶建筑，带回廊。登台凭眺，群山耸翠，清远吴兴尽在画中。后因地基下沉、拆去台上建筑，现仅存十米见方的台基。墨妙亭也历尽了人间的沧桑。清乾隆年间，祖籍湖州的诗人、戏曲家蒋士铨来湖持掌安定书院，却发现“我游墨妙亭，坏墙无一碑”。据邵钰先生考证，墨妙亭碑石应毁于元明之交的兵火。在湖州人的眼里，墨妙亭是历代贤太守兴教化、施仁政的象征，它的存在足以让湖人感念恩德，并垂范后世为官者。所以，墨妙亭屡圮屡建。现在的墨妙亭于1996年重建于飞英公园。在苏东坡咏下“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句的飞英塔东侧数十步外，一亭亘立，上有沈尹默书“墨妙亭”额，两侧长廊如翼，元、明、清遗刻12方，和新刻苏轼《墨妙亭记》、曾巩《墨妙亭诗》嵌于壁间。
飞英公园内，随处可见与历代贤太守相关连的亭台楼阁。除了韵海楼和墨妙亭外，尚有柳恽的“西亭”、杜牧的“霅溪馆”、李公择的“六客堂”。虽是新建的园林，但因沿用了湖州历代胜迹的旧名，又有千年古塔为之点睛，俨然成为一处人文景观。飞英公园包括了明代湖州太守吴文企的桑苎园故址。吴文企因为政清廉，而被称为“白雪太守”，不过九贤祠内还排不上他的位置。于是，想起一个人来。唐朝的于頔，史书上称他“为政横暴，专务聚敛”。这样一个人在湖州却干了一件大好事，重修荻塘，变湖州东乡的水患为水利，湖州百姓称为“頔塘”，至今称崇不已。联想起吴伟业为岘山上的九贤祠作记，首句便是“吴兴多贤守”。不禁暗忖原因何在？或许是，湖州人出外做官的多，做京官的比例更高，外乡人来当父母官，先得掂量掂量前途与钱途的份量。
过去做官是“学而优则仕”，绝大多数官员是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也有学问好、名声大而被朝廷征召的。科举是古代教育发达与否的重要反映。自宋元以来，历代湖州籍的进士共1406人，历代状元共9人。其中清代111次会试、殿试中，有湖籍状元6人、榜眼6人、探花4人。湖州的文脉昌盛，实赖教育之功。而宋代胡瑗所创“湖学”，影响最为广远。
胡瑗(公元993年—公元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祖籍陕西安定堡，人称安定先生。他20岁起与孙复、石介同攻读于泰山，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并称宋初三先生。历经十年寒暑，学成后南归，在吴中设坛讲学。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起，湖州知州滕宗谅、胡宿相继兴办州学，请胡瑗以保宁节度推官衔任湖州州学教授，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至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共历十二载。胡瑗以月河燕居堂（今属月河街道）为寓所，开始了其影响深远的教学改革。
胡瑗针对时弊，在教育宗旨、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付诸于教学实践。他把学校教育视作致天下之治的根本。主张“明体达用”，即通过学习诗书史传，明圣人之道之“体”，达到圣人之道之“用”。在教育方式上，主张因材施教，重视实学。分设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传授儒家经典。治事斋，主要传授各专门学问，如：治民、讲武、堰水、算历等。教学方法则强调分班教学与讨论。他严以治学并重视直观教学和实地考察，古代祭天、地、人的三礼仪物久已失传，他考证后在讲堂上画图表示，并曾带领弟子远游潼关、关中。他告诫学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要学生动静结合，文体并重。每次考试结束后，“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世人把胡瑗在湖州州学的教学方法称为“湖学”。
由于教育有方，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仁宗下诏各州县立学，派人到湖州取法，作为楷模。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先生赴汴京（今河南开封）授大理评事、太常寺主簿，改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他在太学仍依湖学制度办学，学生骤增、以至太学也不得不扩容。
胡瑗去世后归葬湖州，长眠于道场乡青山坞的幽谷中。著名书法家蔡襄为其撰写墓志，名相欧阳修作墓表，赞曰：“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子弟皆贤才”，王安石吟诗纪念道：“先取先生作梁栋，以次收拾桷与榱。”胡瑗墓始建于宋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 ，元时被毁，后历代多有修葺。1989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胡瑗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市人民政府拨款80万元重修，现墓呈圆形，高约3米，直径约5米，后侧有圈形回龙墙，墓碑书“宋胡文昭公之墓”七个大字，平台墓前置石栏杆，墓道长约200米，和墓道相连有一石牌坊，额书“胡安定先生神道”，牌坊前跨溪筑石拱桥。墓侧今重建享堂，厅事三间，陈列安定先生事迹。这里三面环山，松木葱葱，景色幽雅。苏轼诗云：“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霄下幽谷”，何山幽谷即指此处。
胡瑗教育影响很大。其门徒中有理学家程颐、名相范纯仁，湖州人陈舜俞、朱临、莫君陈、周之道，武进钱公辅，福建刘彝等；当时在京城殿试中得进士的胡瑗的学生每年有四、五人。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其弟子、高邮孙觉出任湖州知州，奏请为先师立祠。神宗谕文“学宗孔孟，教行苏湖，有体有用，斯文楷模”。这就是湖州绵亘八百余年的安定书院之始。其所创湖州州学（世称湖学）楷模为我国历代教育界尊崇，民国初期各地书院旧址中“湖州法在”的匾额尚非罕见。
安定书院开始时设于海岛的州学之内，元代迁建于府治西北济川界观德坊（今安定书院新村及湖州影剧院南部一带），清乾隆年间重建。以后历任地方官和士绅多有修茸和扩建。极盛时有屋470楹。书院前设大门、仪门，大门外立两牌坊，东额题“弁山起凤”、西额题“苕水腾蛟”。中为明善堂，东西厢分别为经义、治事斋，后为忠孝楼，壁间嵌安定先生的学生、宋绍熙龙图阁大学士戴熙谨绘的胡瑗画像石碑（现碑存苏州碑刻博物馆）。
安定书院山长多饱学知名之士，如：张羽，明初吴中四杰之一；沈树本，竹墩人，康熙五十一年榜眼；周学浚，道光二十四年榜眼；俞樾、朱祖谋等也曾遥领山长之职。
如果说胡瑗与“湖学”的地位和影响还得通过乡土教材传输给湖城学子的话，赵孟頫则为湖州百姓称赞于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许多湖州人心许他为我们这座城市古往今来最“大”的人物，水星上一座方圆120公里的环形山即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
赵孟頫(公元1254年—公元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等，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系秦王赵德芳的后裔，是中国古代杰出的书画艺术家。莲花庄原是吴兴藏书世家月河莫氏的庄园，宋末为赵父、新安郡王赵与峕购得。传至赵孟頫手中，便成为他留连故园、遣怀山水、调适心灵的憩息地。
甘棠桥南，隔月河漾与莲花庄相望，苕水霅溪的交会处，就是赵孟頫出生并终生眷恋的地方。水道和古桥的幸存使后人得以确定赵氏故居的位置。赵与峕任正议大夫时，在此建起一片聚居数十人的建筑群。明代这里被一姓孙的小官吏购得，所以又名孙衙河头。现在是一处由临水楼阁和其它民居院落组成的清末民初风格的建筑群——皇孙大户变成了百姓人家，倒也应了一句“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赵孟頫后来又在近旁的江渚汇上筑“鸥波亭”、亭前有垂云、沁雪二峰太湖石。赵孟頫曾有诗道：“准拟新年弃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故里旧宅，故园新亭，这是一片岸柳拂萍、洲渚相望的风景绝胜地。又有多位艺术旨趣相投的朋友比邻而居。诗文书画和“溪南流水清如玉”，正可濯赵孟頫心头以亡宋宗室身份仕元的郁闷。
金盖山东南方不远的下昂（又名松雪镇），相传曾是赵孟頫在宋亡后闲居里中发愤苦学的地方之一，他题名的听月、望晖、众安、清远四桥经清代重修后仍静卧小镇的河道上。
元世祖忽必烈一统天下后搜访江南隐逸，派人三请子昂出仕，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赵孟頫无奈地北上大都供职元廷，不久便力请外放，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江浙儒学提举等职。元仁宗时升任集贤侍讲学士，官至从一品秩的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
晚年赵孟頫告老还乡，居莲花庄。去世后，追封魏国公，谥文敏。与夫人合葬于德清东衡里，这里是管夫人的故里，子昂仕元前在此筑德清别业，与管道升相识相爱，在亡国之恨的煎熬中找到了爱的慰藉。六百多年过去了，墓前的石人、石马仍默默地为赵氏夫妇守陵。
赵孟頫一生为仕元所苦，只有以对艺术的追求，来摆脱官场的羁绊，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他在艺术上师法自然、借鉴古人，入仕后交游日众、见闻愈广，因而能博采众长，熔于一炉，终于成为开一代艺风的美术大家，在复古主义的旗帜下，被尊为一时的领袖。赵孟頫少年即好书画，追摹古人。赵孟频的书法，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为师，不拘一格，篆、隶、楷、行、草，皆能运笔自如，风旨秀逸。充分显示出汉字书体的优美刚健，被誉为“松雪体”（亦称“赵体”）。现存铁佛寺的“天宁万寿禅寺”（碑），浑厚豪放，为赵子昂大字精品。当时的印度、日本僧人也视赵书为至宝，流传域外。连书坊刻工，亦以“松雪体”为雕板样书的楷模，风行元明二代。
在绘画艺术上，赵孟頫也是位才华四溢的高手。赵孟頫画摹古人，气韵形神，兼而备之，笔意精绝，精神如生。无论人物鸟兽、山水楼阁、花卉竹石，无所不精。他提倡“作画贵有古意”、“书画同源”，主张以“云山为师”，继承晋、唐、北宋诸家的传统，以气韵取胜，力扫南宋画院刻意写实、拘谨沉闷的画风。从元代的柯九思、黄公望王蒙，到明代的文征明、仇英，以及清初的“四王”，都受到赵孟頫画风的熏陶，被视为中国画“南宗”的正脉，历久而不衰。
赵孟頫的艺术兴趣相当广泛。除书画外，他还善于填词赋诗作曲，精于文物鉴赏，爱好音乐、篆刻，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美术作品，常常是诗、书、画、印相得益彰的杰作。著有《松雪斋文集》、《松雪词》、《尚书集注》、《琴原律略》、《印史》等。
赵孟頫仕元，一直是后人诟病甚而贬低其书法成就、称“赵字软媚”的痛处，不过与他同时代的南宋遗民们却和子昂相处甚欢，如周密、钱选等拒不仕元的南宋旧臣，常与赵孟頫优游林下，切磋书画。当然也有元朝官员如鲜于枢等人的来访，于是月河两岸成了各方人士云集的文化殿堂。赵孟頫不立厓岸的品性和从容温润的性格，使他能够结交天下彦秀，更加上他造诣非凡的书画艺术成就，俨然成为这殿堂中的中心人物。遥想当年这里冠盖云集的盛况，不禁感慨文化名人的存在对于一座城市品味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
如果说赵孟頫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一座伟岸的高峰的话，湖州相延不绝代有名家涌现的书画传统就如同是一条绵延的山脉。这条山脉隆起于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不兴和张僧繇的佛画是位于山脉远端望之若隐若现的山峰；二王父子相继任吴兴太守进一步带动了湖州书画的发展；唐初书僧智永和高闲的《千字文》与颜真卿的《干禄字书》，又给后世的善书者留下的珍贵的临中唐书法范本。宋朝燕文贵、钱选与管道升、赵雍、王蒙等赵氏亲属的书画好似并在赵孟頫两翼的山峰，这条山脉恰好位于宋元时期的中段因而显得格外的群山耸立；经过明清时期沈铨、费丹旭等人的平缓过渡，在清末与民国时期又有杨岘、吴昌硕、沈尹默等大师级人物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如南浔金氏父子，竹墩沈氏兄弟各擅胜场的盛况。这座山脉纵贯中国书画艺术史，又兼“湖州籍书画家中，开宗立派者众，尤为可贵。”以至于有人夸饰道“中国书画史，半部在湖州”。
江南水乡，河道和桥梁或许是城镇历史最为恒久的记忆体。人们沿河而居，凭桥来往。一座江南城镇的历史画卷，多半由小桥流水，叶叶飞舟，民居错落，桥宅相连的市井图连缀而成。而画卷中最绚烂最让市井图中人自豪的画面大概是：白墙黑瓦夹道的水巷中，摇出一艘乌蓬的航船，年青的举子站立船头，一袭青衫似乎在满腹经纶的鼓沛下随风而动，炯炯的目光穿过一座座石桥的圈拱，飞鹜远方。多年之后，昔时的英俊才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者，载着满船的书籍和声誉荣归故里。江南水乡的灵气造就一代又一代各流显宦，这些人中的竣拔者又以自己的才华和声名为家乡增光添彩。而他们曾经走过、曾经泊过的桥梁，伴随着代代相传的掌故，与他们一同享着后世的景仰。湖州城北苕霅两溪汇合处的潘公桥，就和湖州的一位历史名人潘季驯紧密相关。
潘季驯（公元1521年一公元1595年），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湖州市区环渚乡槐溪村）人。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进士，授九江推官。不久，升任御史，后调任大理丞。十五年后，由左少卿晋任右佥都御史，首次负责治理河道，主持开辟新河使黄河分流而减少水患，因功加副都御史，不久即离职。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黄河在邳州（今江苏省邳县）、雎宁（今江苏省雎宁县）决口，重任右副都御史，再次负责治河。潘季驯采取堵河口、整河道的办法，次年完成治河工程，又遭劾罢官。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黄河又在崔镇（今江苏省泗阳县）境内决口，河水改向北流，使清河口淤塞，淮河南迁，高堰湖堤坝被冲毁，淮扬、高邮、宝应一带均被淹没。次年夏，朝廷命潘季驯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第三次负责治理黄河。潘季驯认为，黄河故道久已湮没，虽可修复，但其深度、广度不如新河，建议以今道为基础，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认为淮河水清、黄河水浊，淮河水弱、黄河水强，应筑高堤，籍淮河之清水以冲黄河之浊流，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这一建议经朝廷批准后得以实施，于次年冬，完成对黄、淮两河的治理。万历八年春，任太子太保，晋任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又先后改任行兵部尚书、刑部尚书。不久又被削职回乡。
乡居期间，潘季驯见湖州北门霅、苕两溪汇合处水势湍急、交通不便，为完成先父宿愿捐银2500两，发起建桥，从选择桥址到施工均亲自过问。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7年）破土动工，历时5年竣工，参与建桥的乌程县令杨应聘命名为潘公桥。清道光年间重建时改五孔石梁桥为三孔石拱桥。桥长57.5米、宽6.6米，高9.5米，两坡各设踏步50级，两堍原有一对石“驮龙”，力大无比，据说是让它们在洪水来时驮负大桥的。该桥结构坚固，工艺精湛，风格古朴，气势雄伟。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潘季驯再次出任右都御史，总督河道治理。次年，黄河水位暴涨，洪水冲入夏镇（今江苏沛县东北），毁坏田地房屋无数，众多居民被溺，季驯及时筑堤阻塞，才避免更大损失。次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潘季驯先后四任河道总理、主持治理黄河，长达27年，从增筑堤防，置官建闸，下及木石桩帚，无不费心操劳。还不断总结经验，提出“筑堤防溢、建坝减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等一系列治河措施。著有《河防一览》、《两河经略》等。潘季驯卒后，山东济宁设祠祀之。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入祀大禹陵。
潘公殁后归葬故里，墓在升山三墩村、毁于“文革”，但形迹可辨。这里四水环抱、仅一木桥连通，墓垒土起封、坐东朝西，意在遥奉弁山祖坟。其祖父潘癸之墓位于弁山太史湾，墓穴及部分石人、石墓表、长长的墓道仍得保存。当地人称“笠帽坟”。至今潘氏后人常来祭奠。
在潘季驯治河三百年之后，一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水利专家兴致勃勃地向当时的清政府提出了“采用双重堤制，沿河堤筑减速水堤，引黄河泥沙淤高堤防”的方案，并颇为自得地撰写成论文发表，引起了国际水利界的一片关注。不久以后，他们便惊讶地发现这不过是一位中国古人理论与实践的翻版。世界水利泰斗、德国人恩格斯教授叹服道：“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法，此点非常合理。”高傲的西方人这才开始对中国古代的水利科技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在中国科技史上，湖州人占据着重要的篇章。除了以潘季驯为代表的数十位治水人物外，在农业、数学、医学等领域，也都有湖州人各领风骚。
农桑之盛，遂有佚名的《养鱼经》、《沈氏农书》、沈练《广蚕桑说辑补》、沈秉成《蚕桑辑要》等农书；潘季驯《河防一览》、姚文灏《浙西水利书》至今仍是治水经典；顾应祥《人代纪要》、徐养原《周髀解》当是历算佳作；朱肱《类证活人书》、陆岳《红炉点雪》堪称中医名著；陆羽《茶经》以后，又有北宋朱肱的《北山酒经》；……
潘季驯去世后数十年，他的一位名叫潘曾弘的族人也参与了黄河的堤防建设。只是这位潘氏的兴趣在文史领域，他志在重修《宋史》，为此收藏了几万卷的图书。潘曾弘卒于明亡前的公元1637年。七年之后，清兵席卷江南，汉族义士纷纷起兵反抗。地方武装的士兵为了过河，竟把潘氏的藏书投入了溪流。同时湮没于战火的，还有练市茅坤、茅元仪祖孙的白华楼藏书。清末的藏书史研究者们将明末清初因为改朝换代的战争而造成的文献大量损毁称为“藏书之厄”。不意，清代末年又一场令人扼腕的“藏书之厄”在湖州上演。
1910年初冬的一个清晨，湖州城家喻户晓的月河陆家大宅的专用河埠头旁停着几艘大船。陆府的人神色凄然地看着操持江北口音的挑夫将一摞摞的古籍从严禁家眷上楼的皕宋楼中搬入船舱，几个嘴里伊唎哇啦的东洋人正趾高气扬地指划着什么。月河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悄声议论到：“陆家大公子把他老头子收罗来的古书都卖给东洋人了。他老头子陆心源为收这些书可花了多少心机啊。大公子陆树藩做事业亏了本，就把祖上的家当贱卖脱，真做孽。”几天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带着多方筹措来的16万银两兴匆匆地赶到湖州，看到只是空落落的书架和满地的废纸标签。皕宋楼藏书售卖给日本岩崎弥之助财团静嘉堂文库的消息很快便在大江南北传开了，愤闷的文人恨恨道“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土也。”
是什么让人如此扼腕叹息，原来陆心源的皕宋楼，与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并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其号称200部宋版（即“皕宋”）的藏书，在佞宋成风的藏书界独占鳌头。
陆心源（公元1834年—公元1894年），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太平天国战乱之后，故家藏书纷纷散出，陆心源低价搜罗，仅从上海郁松年宜稼堂一家就购得了48000多册。之后，陆心源出任盐官，资财日富，更是广泛搜集，严元照芳寂堂、刘桐眠琴山馆、福州陈氏带经堂以及归安韩子遽、江都范石湖、苏州黄丕烈、仁和劳平甫、归安杨秋室、丁兆庆等人的藏书都汇流至陆心源家中。
陆心源将藏书分别藏于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其中月河街陆宅的皕宋楼，藏宋元旧刻；十万卷楼，收明清时期的珍贵刻本、名人钞校本及名人著述手稿；潜园的守先阁，藏普通刻本和钞本，并开放供士人阅览。藏书以富宋元刊本而著称。本世纪30年代有人据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统计，其实数是：北宋刊本 7部 80册，南宋刊本 114部 2611册，元刊本 109部 1999册，都是极其名贵的海内孤本。
陆心源的藏书在1882年《皕宋楼藏书志》撰成时已达15万卷，1907年，其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十万卷楼藏书出售时，其实数是4千部20万卷4万4千多册。1908年陆树藩又将守先阁藏书捐助给刚兴办的海岛图书馆，据《陆氏守先阁捐助书目》记载，有1千余部1万4千余册。由此可见，在陆心源藏书散出前，藏书总数为5千部，近6万册，25万卷左右。
皕宋楼和十万卷楼系陆心源在华楼桥南堍的月河陆氏老宅中改建而成。陆氏大宅约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是一座由四条轴线组合成的庞大建筑群，现存月河街4号、6号两条轴线的建筑。最南侧一轴（6号）前为千甓亭，是陆心源集藏汉、晋古砖一千余方的处所，这些古砖大多出于湖州及三县六朝古墓，砖上花纹别致、字迹奇异，特别保留着许多古代纪元、地理、官制、姓氏等资料，现大部分存于省、市博物馆。亭旁有院，由角亭、瓢形水池及园林小品、四面花厅（干闲草堂）、小洋楼（知足庐）组成，近代词家、书法家杨岘手书的“千甓亭”匾悬于角亭，实际上那些陆心源视若珍甓的古砖主要藏于四面厅中，厅、楼在三十年代都被其孙陆熙威改造成西式，四面厅为歇山中式层顶、嵌西洋花波璃的门窗、花地砖铺地，小洋楼也是头戴“瓜皮帽”（观音兜）、身着“西装革履”的模样，一见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尚。
月河街4号为陆宅主轴。前有门厅、轿厅、第三进为陆宅老屋祖堂，名“恭俭堂”（与小洋楼平行）。第四进厅，则因景仰明代大学者顾炎武而被陆心源名为“仪顾堂”（背靠文昌阁巷），是陆与“苕上七才子”们切磋学问的书斋。仪顾堂与小洋楼后的三间楼屋平行，两楼楼上就是倾国倾城的 “皕宋楼”和“十万卷楼”，前檐为晾书之需另搭棚式敞轩（宽2米），上铺大方砖，沿口置青石板；楼板均加铺成双层、以增加荷载，满足藏书功能。陆心源还在宅内设“穰梨馆”，收藏金石文物，现存二十多方名家法帖，有朱熹、文天祥、赵孟頫等人的墨迹。并曾将自己的900余卷撰著汇刻成《潜园总集》；又将藏书中的部分珍贵湖州地方文献，刊刻为《湖州丛书》。
陆心源死后葬于云巢逸山，假如仅仅是个官场吏僚早就会被人淡忘了，但正因为他是个藏书家，而且是大名鼎鼎的“皕宋楼”楼主，心源公才得永垂青史。
皕宋楼藏书的聚而复散，是湖州千年藏书史上一个凄美的片断。湖州，被王国维盛誉为“藏书之乡”，在其1500年的藏书史上，涌现了近百个大大小小的“藏书之家”。
湖州的私人藏书起步于南北朝时期，沈驎士七旬抄书数千卷，一直被视为佳话；而沈约则以“都下莫比”的两万卷藏书，被公推为“浙江私藏第一人”。湖州私家藏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南宋时期。先是沈思“千金散尽为收书”，继有叶梦得贮书石林精舍，再是陈振孙结撰私人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又有周密“书种”、“志雅”两堂藏书殿于宋末。后三者藏书的规模足可与皇家藏书相比美。
明清时期，由于藏书之风的盛行和藏家们对版本的讲求，贩书业应运而生，湖城东郊织里一带的“湖贾”驾起一叶扁舟，罗致旧家藏书，再贩给新藏之家，来往于藏家与刻家之间，这扁舟也就有了“书船”之名。江南的条条水道，在他们的穿梭之下，成为星罗棋布的城镇间的书籍之路。可别小瞧了他们，明代著名小说家的名作“二拍”就是这些书商在看了其《初刻拍案惊奇》后，大为欣赏而促成的，其敏税眼光绝不逊于今日的出版经纪人。
湖州同时也是当时重要的出版地之一。湖州的雕版印刷始于北宋时期的佛像佛经刻印。见于史籍或有实物存世的，有北宋《思溪藏》、《唐书》、《五代史记》等一批书籍。南宋、元、明雕版印刷常盛不衰，嘉靖以后，更与湖州书船业兴旺同步，进人极盛时期。据《明代版刻综录》统100多年间湖州刊刻书籍多达四五百种，为历代之冠，而晟舍凌、闵二氏的套色印刷，是当时印刷技术的顶峰，其精印版本为近代藏书家所珍视，价值不亚于宋刻精本。清代盛行考据之学，编纂丛书渐趋高潮，刻书印书持续红火，大多为家刻本和书院刻本。
湖州的私家藏书得地利之便，数百年间绵延不绝。茅坤、茅元仪、许宗彦、严可均等藉万册书而著述等身；刘桐、沈登瀛出秘籍以助友朋治学；徐献忠、董斯张、汪曰桢等则收集湖州地方文献修撰史志；臧懋循、沈节甫、姚觐元等汇刻丛书流惠后人；陈霆、周中孚、丁杰、张鉴等则编撰目录，订正古籍，条别源流，他们为文化的保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清末民国初的南得富商如刘承斡、庞元济、张钧衡、蒋汝藻等，广购天下名本，不数年间便聚成数十万卷巨藏。
湖州的藏书史又是湖州学术史的一个缩影。湖州的学术传统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苕溪两岸，桑林如廊，蚕桑之盛甲于天下；金盖山之东，湖荡池沼遍布。湖州没有狂暴的海涛，没有险峻的高山，没有无垠的平原，有的只是舟车之利、鱼米之丰、蚕桑之盛。生活于此的百姓衣食无忧、谋生有道，菱湖之鱼、辑里之丝、练市之笔、双林之绢、织里之湖贾，正应了“湖民慧柔” 、“性敏柔而慧，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明《吴兴续志》）。没有严竣的社会危机，没有激烈的生存冲突，湖州文人耽于安乐、勤于著述，拙于论辨性理，长于考订源流，不善玄思天地哲理，稔于辨析事物规律。因而，湖州文人的撰著与文化贡献，集中于史学、考据学、医学、算学、农学、水利学等领域。
推究湖州的史学传统，可以追逆到沈约撰著的《宋书》。在沈约以后武康姚察、姚思廉父子的《梁书》、《陈书》，也都是断代史的名著。一套“二十四史”，湖州人的著作就占去了其中的三部。地方志的修纂也在此时开其端绪。自山谦之《吴兴记》、张玄之《吴兴山墟名》之后，湖州历代方志修纂相延成习，见诸文字记载的共有72部各类方志，诸如《〔嘉泰〕吴兴志》、《吴兴备志》、《〔同治〕湖州府志》、《南浔镇志》（汪志、周志）等堪称中国四千余部方志中的佼佼者。
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雠、辑佚，又称考据学、朴学，因其朴实无华，不发明性理，只考究事物源流。在沈约《四声谱》之后，又有颜真卿来修《韵海镜源》，考据之学也渐成湖州的一大学术传统。唐有徐坚汇辑类书《初学记》，道宣撰佛典目录《大唐内典录》；宋有赞宁撰《内典集》于前，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于后；元赵孟頫作《老子注》、《庄子注》；明有董斯张《广博物志》、闵齐伋《订正六书通》。到了清代，考据学大盛，湖州学者在各个具体门类均有重要撰著，如舆地有胡渭的《禹贡锥指》，目录有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文字有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金石有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史考有沈炳震的《二十一史四谱》、《新旧唐书合钞》、施国祁的《金史札记》，校笺有郑元庆的《石柱记笺注》、戴望的《管子校正》。清晚期的俞樾则是考据学史上高山仰止的人物，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堪称博大精深。其它领域则有：明茅元仪《武备志》首创军事百科全书；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考古改新……
湖州历代文学创作，恰是一幅忠实纪录湖州社会生活风情的画卷。今天的武康前溪依然溪水清澈，林木葱茏，景物幽胜。不知度《前溪曲》的车骑将军沈充，为何手握重兵，却落下满纸离愁别绪。《前曲溪》，在中国古代的音律中属清商调，其清商婉约的风姿，也影响湖州后世的文学创作。《沈隐侯集》中沈约五言诗，对仗工整，音调和谐、描写细致，一句“白水满春塘，旅雁每回翔”，思乡情溢于言表。吴均的写景散文清竣峭拔，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江南三月，暮春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柳恽的《江南曲》“汀洲采白蘋，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且言行路远。”引来历代无数文人的感怀，小小的白蘋洲也因此与一系列的文化名人挂上了干系。入唐以后，钱起的《钱考工集》工致清丽，孟郊的《孟东野集》孤寒奇险，皎然的《杼山集》禅隐清淡。唐张志和《渔父词》后，湖州在宋代涌现了一批婉约词人：张先有《张子野词》、叶梦得有《石林词》、沈瀛有《竹斋词》、周密有《草窗词》等，姜夔居湖州白石洞天十年，自号白石，其《白石词》中名篇也多写于湖州。明代文人喜好相与标举，喜好结社联络，文学主张不断翻新，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在文坛的这番热闹之中，湖州文人虽然不坐摇旗鼓吹的头把交椅，位列前茅的份还是有的。“明初四杰”中有客于湖州的张羽、徐贲，“后七子” 中有长兴的徐中行，“唐宋派” 中有归安的茅坤。要论对后世的影响，还是明代湖州戏曲小说的创作。凌蒙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红拂三传》，董说的《西游补》，茅绅的《凌霞阁杂剧》、《凌霞阁传奇》，王济的《连环记》，姚茂良的《精忠记》、《双忠记》等流传至今，选入各种文学读本或搬上银屏。明清两代，湖州藏书楼遍布市邑乡镇，编纂文学总集的条件得天独厚，臧懋循《元曲选》，共收元人杂剧一百种；徐倬《全唐诗录》一百卷，康熙写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收集详备；朱孝臧《彊村丛书》，广收历代词集。
山水清远，自有诗文相伴；人杰地灵，别具清隽格调。
湖州古城文脉②
四水抱城斜
湖人择水而居，湖州的城墙也依水而走，形成了一个别具韵味的六边形。水巷、小桥、流水、人家，组合成了湖州城市独特的水乡空间脉络。如果说城市的空间格局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品性的话，那么城墙就是人们感知城市品性的起点。
湖州古城墙自东晋以来，已历经1500多年的沧桑。如果你兴致所及，沿着环城(东、南、西、北)路、在老城垣的遗 址上走一遭，曲折逶迤，似乎还能感知一番“交流四水抱城斜”的余韵；但行走在城墙上的感觉，与走在马路上的感觉肯定是迥然相异的，因为前者是一种历史、一种文化。曾几何时，笔者目睹迎春桥、临湖桥边的最后两段护城河被填埋时的那份怅然，至今仍在胸口。要知道，在1936年编制的《吴兴县城区坊巷全图》中，除了南门福音医院处拆去0．8公里的城墙、改建为汽车站外，湖州的老城墙还比较完整地盘踞在四水环抱的水乡平原之上。
有城必有城门，它沟通内外、连接着古城及其赖以生存的丰饶乡村。湖州城门，在唐、宋时就已基本定型。据记载唐武德七年(624年)李孝恭重筑罗城时，城周20里，当时城有九门，放生池外有闾门，定安门东西各有壅门。到宋时，改为六门，大致和近代六门差不多了。
大凡江南城门的设置总是以迎山接水为要点，所以湖城的城门也主要设置在入水处和去水处。湖城接西南来水的为定安门，迎西来之源的为清源门，东出荻塘的为迎春门，北人太湖的有二门，一为临湖门，一为奉胜门，在湖城西北入青塘的为迎禧门。
一个城市总有一个地理和精神的制高点，飞英塔就是湖城的一个精神象征。如果登上飞英塔俯瞰湖城，整个城市就象一只六棱神龟，静静地匍匐在太湖之滨；倘若从更神秘的角度看，则更象一只如来的神掌，轻轻地抚摸着太湖南岸。
在神掌的手腕处则是定安门。东苕溪从碧浪湖直奔而来，水流湍急，在湖城南部形成许多洼泊，虽然风景秀丽，但毕竟易患水灾，为永保湖城，所以命名为定安门。定安门在以前曾有水陆两门。在古代，文人雅士游碧浪、登道场多由此进出；南宋时更是通向皇都临安的古驿道的起点。所以在定安门内古有苕溪驿馆，宋代绍兴年间知州事朱胜非特建濯缨亭，作为迎送饯别之所。
从定安门往东沿湖嘉汽车路(318国道)，至永春桥，即为迎春门──如来佛的大拇指。东为迎春之先，故名，俗称东门。古时有水陆二门，陆有壅城门二重，水门通往荻塘，连接江南古运河。迎春门向来为东出湖州，往南浔、苏州、松沪的水陆要道。古人多于迎春门外水边送客、流连，“寂寞荻花空，行人别无数。”
从定安门往西沿福音医院前的汽车路，到木桥河头西端，即为清源门，“苕溪所自分也”。也许从感性的角度来看，湖城之水源在城西，故名清源门，俗呼西门。古时也有水陆二门，陆门为元末张士诚部将潘原明所开，明嘉靖三十二年乌程知县张冕为抗击倭寇，筑壅城门二重，后来果然清源门在抗倭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顺清源门之水，一路向东北流至市河的尽端──如来佛的食指所在，这便是临湖门。据方志记载，“临湖门在县治东北，距太湖一舍而近，故谓之临湖，”俗呼老北门。陆有壅城门二重，也为潘原明所开，水门为霅溪所出，通太湖。城上一眺，可尽见太湖之胜。
城的西北侧、如来神掌的无名指处，为迎禧门，因遥供太湖水神而得名。陆有壅城门二重，为潘原明重修子城时所开，并立《迎禧门记略》，云“大周受命于天，左丞潘公既克吴兴，而分镇之，天佑三年(1356年)冬筑城，明年春三月城成，开迎禧门，作楼其上，高敞宏丽，控带山水，为邦壮观”。湖城西北因地处淤泽，多水患，三国时孙皓在迎禧门外曾筑有青塘，以遏太湖之水，所以又俗称青塘门。迎禧门又称青铜门，湖州在宋人南渡后，制铜业便闻名于天下，在迎禧门外永济桥一带曾有冶炼青铜的作坊，近年来在青塘老桥和原东风丝织厂附近都曾发现冶炼青铜遗迹，迎禧门曾是古 代湖州青铜冶炼业的中心。“水晶宫中，谁磨青铜?青铜鉴形，神游水晶。”
如来神掌的中指为奉胜门，在六门中只有奉胜门为水陆共一门，城门左扇属陆，右扇属水，(其余皆水陆分门)，为霅溪支流所出，俗呼北门。奉胜门是本城北控太湖之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又称“霸王门”，宋代《嘉泰吴兴志》就有这个叫法了；传说项羽率八千江东弟子西击暴秦，就是从北门“破凶门而出”的，后来子城外建了罗城，为纪念楚霸王，便 将奉胜门叫作“霸王门”了。
因为“永无常形”的水的缘故，湖州城垣是斜的、街巷是弯曲的，城门也很少是正向的，看似闲散，实则和谐，与中轴对称的典型中国城市有很大差别。但她毕竟也是封建王朝的地方治所，城的基本要件仍遵循儒教的规制。
位于人民公园、蟹墩子上的子城，相传为项王故城，历代郡、州、路、府的治所，是这座城市的权力中心，它的地势高出府城三、四米，居府城正中心位置，面朝正南，呈矩形，可谓规规矩矩，连它前后左右的街路也多相对对称、平直。
自北宋分设归安县，与原有的乌程县附廓城中，湖州城出现了一府两县的格局。乌程县治在清源门内，大体在今天中心医院的位置；归安县衙在骆驼桥东南堍，大体在原市府东大院。
许多重要机构也多有三重配置：府学在天宁寺东侧的“海岛”；乌程县学在乌程县桥东侧学前滩，县学内的泮池及小桥至今仍静静地躺卧于原市府西大院内；归安县学在东门学宫兜，学内的古树和棂星门依旧默默注视着南园小学的学子。官学中都有孔庙，祀奉着为人师表的鼻祖孔子，连同天宁寺东侧的府学孔庙，城中竟有三座孔庙，尊师宗教，古风不绝。与学校一样，象征文运昌盛的 “文昌阁”，归安县的在月河街西侧，乌程县文昌阁的台基土山如今仍矗立在原西大院的东南角上。
湖州一直是我国稻米的重点产区，府有永宁仓、泰定仓；归安仓在定安门内、霅溪东岸，现湖州中学内原有安仓前直街；乌程仓则在安仓的对岸，而今地名门牌也消失了，只幸存在历史图册和老人们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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