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激荡的辛亥*****中，一群以陈其美先生为核心的湖州籍英杰，积极投身其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有一位志士，他的声名不为世人熟知，他的*****功绩隐而不扬，但他又确是孙中山的追随者，秋瑾、陈其美的得力助手，褚辅成、王金发等的亲密战友；他是一位孱弱的书生、南社成员，却也是光复会、同盟会的中坚骨干，他即是湖州织里籍烈士——姚勇忱（1880-1915年）。
姚勇忱的*****轨迹中，有相当重要的部分，和陈其美是交集在一起的，甚至在宣告他生命终点的敌方布告中，还称“姚勇忱系陈其美手下三悍将之一”；但在有关陈其美的传记中，对他或鲜有提及，或廖廖数语,我们觉得有责任将从浩如烟海的文籍中，搜及到的相关信息，作一梳理归纳，以作史海钩沉。 中部同盟会发起成立时，有陈、杨、姚三位湖州籍志士参与其中；在陈其美就职沪军都督后，姚勇忱则被党内同志推举为同盟会上海支部长。这是1912年12月，孙中山在杭州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欢迎会的合影，在这样正式的场合，只为孙、陈、姚等四人设坐，其在党内地位或可见一斑。
描述:左三孙中山，先二陈其美，左一姚勇忱
左三孙中山，先二陈其美，左一姚勇忱
一、反清斗争，光复建勋
姚勇忱出生于织里镇老街，距陈其美故居五昌里，仅二十公里路程；祖上为乡间富绅，家境殷富。1904年，姚勇忱来到省城杭州，入读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前身），其间接触到进步思潮，树立反满决心，加入*****团体光复会，改变了以实业报国的初心，转而投身*****活动。
离开蚕校，姚勇忱来到上海，学习理化知识，开始研制炸弹，并开始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随后，据其弟姚定忱晚年回忆，姚勇忱曾东渡扶桑，入读东京弘文书院，由此得识秋瑾等人，加入同盟会。秋瑾归国后，在上海建立*****机关，姚勇忱积极辅助。这一时期，陈其美也在上海，两位志向相投的同乡，自然一见如故。
1906年夏秋间，孙中山先生秘密抵沪，“时先总理航行至吴淞口，以政府防范甚严，不能登岸，君迭与马子畦（马君武）、秋瑾、陈其美、姚勇忱、杨侠卿、陈伯平、丁洪海等造遏舟中，于*****大计多所规划。” [1]由此段记载可知，时年28岁的陈其美和26岁的姚勇忱，能够登船与*****党党魁相见，并共谋起义规划，说明他们已成为清廷所谓“乱党”的中坚。 与孙先生见面后，秋瑾、陈其美、姚勇忱的*****意志更加坚定，与褚辅成等人“应惟策应，往来频繁，并以嘉兴南湖中一小渚为据点，剪烛中宵，深筹密策，首义始事” [2]。
此后，在陈其美去日本求学期间，姚勇忱随同秋瑾，在上海联络会党，创办《中国女报》；当秋瑾返回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时，姚勇忱又前往教授国文，并在学生中秘密开展组织发展工作。1907年7月，清廷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英勇就义，姚勇忱正好外出，侥幸躲开了清兵的追捕。大通脱险后，姚勇忱潜回湖州菱湖暂避；几个月后，风声稍过，他又返回上海。
安庆事变和大通血案，使江浙一带的*****形势陷入低谷。1908年初，陈其美受东京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到上海设立机关，主持*****活动。“嗣余（尹锐志）与维俊抵沪，同志王金发、姚勇忱等数十人，亦有各方先后来集[3]”，“一时豪俊人士，景附近云从，不胜屈指[4]”。陈其美的*****生涯，虽起步稍晚，但他性情豪放，善于组织，在同仁中以“四捷”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而著称；而姚勇忱则为人低调平实，长于谋划，善于作幕后工作，成为陈其美光复活动的“左右手”。
为了扩大舆论宣传的影响，“发扬民气之先声”、“以起祖国之魂”，陈、姚主办了《民生丛报》，封面作《民声报》，该刊以理论性文章为主，着重斥责“专制民贼”们*****会党，摧残民气的罪行，揭露清政府实行立宪的虚伪性。
1909年夏，陈其美组织浙江各府属的*****党代表先后到达上海天宝栈，召开反清会议，陈、姚作为湖州府代表出席，绍兴府有竺绍康、王金发，嘉兴府有褚辅成、蒋志新等人。不料却被叛徒出卖，两江总督端方密令与租界当局交涉，大批巡捕搜查而来。幸而党人机智，大多化装成商人逃脱。
天宝客栈被破坏后，陈其美在英租界重建机关，一位同情*****党的记者记述道：“
斯时清廷对待*****党手段至严厉，一切*****工作，无不以极秘密行之。英公主持江浙两省*****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大事酝酿于此中哉！一部分党员每于下午一二时后至粤华楼报告工作，及听候指挥。晚间十时后，则改至琴楼别墅以为常，六时至十时，则或餐于粤华，或宴于琴楼，主要人物讨论计划之时也。主要人物，则英公而外，尚有王金发、姚勇忱君、沈虹斋君、王孟南君、应桂馨君。（何仲萧编：《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一，第152-153页）。”由此文可知，此时姚勇忱确为陈其美团队的核心成员。
而对于这样的场景，其后有政敌污称“杨梅都督”，但陈其美们面对的是“清庭对待*****党手段至严厉”的残酷，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在勾栏场所纵情声色的表象掩护下，进行*****活动，也不失为一种欺敌耳目的隐密手段。
为了增加暗杀清廷要员的成功率，加大炸弹供给的质量和数量，陈其美请来了一位俄国专家，把“刹拉景”新式无烟炸弹的制作方法，传授给有着理化知识的姚勇忱[5]。关于这种炸弹，姚定忱有过这么一番生动的忆述：彼时，清政府为剿捕南方*****党人，曾特派某军机大员南下，坐镇粤桂。陈英士通过内线截获情报，打算乘此人途经上海、船靠十六铺码头登岸歇脚之际，下手刺杀。他嘱咐姚勇忱、王金发赶制一枚分量超大的“刹拉景”。炸弹做好了，派别人去行刺不放心，他们三个就自己争着去履险。姚说，我去，反正我身体有病，要死就我去死！陈说，还是我去，计划是我定的，当然得我去干，死不死无所谓！王说，不要争了，这颗炸弹重，你们两个都不行的，扔不远，还是我去的好！昔日的*革命先驱们，就是这样地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后因情况有变，该刺杀计划停止）！
在以后的多次*****活动中，姚勇忱制造的炸弹，发挥了重要作用，尹锐志等人去北京筹划暗杀，沈谱琴策动湖州光复的事件回忆中，均有提及。
陈其美的*****团队，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沪浙，“（陈其美）又以河南*****风气未开，拨款请姚勇忱、俞寰臣等党友前往创办理化讲习所，秘密宣传改革事宜”；“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东黄花冈起义，陈英士、黄克强、王季高、姚勇忱、徐玲、盛清等三十余人，先期赴约，推黄克强为统率。……与清兵混战两昼夜，终以后援不济失败。黄克强炸去一手指，英士足部受伤，在万分危急中，幸有同志由香港来，多方掩护，始获脱险。……姚、徐等亦幸免于难。[6]
广州起义的失败，让*****党的精英们，认识到同盟会总部远在东京，鞭长莫及，导致组织统筹的涣散，决定成立中部同盟会，领导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斗争。1911年7月31日傍晚，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一说湖州公学）内，29位同志聚集于此，正式成立中部同盟会。
除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外，与会的签名册上赫然留着三位湖州籍志士的大名：陈其美、姚志强（即姚勇忱）、杨谱笙。陈其美为“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人”，姚勇忱为“浙江乌程人”，归安、乌程于明清时皆属浙江湖州府治，民国合并为吴兴县。而三人所留的通讯地址，都是“上海湖州旅沪公学，此因为*****斗争的隐蔽性所需。
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陈其美被推选为庶务，管理一切不属于其它各部的事务，姚勇忱则担任干事之职。相隔数天之后的农历七月初二晚，姚勇忱和宋教仁、谭人凤等九人，再度召开了干事会，商讨了“承认江宁分会事、陕西交通事、办报事、筹款事”，并会务部定同人各出赴所事，走驻守，权司经济、文书、采输*械种种之职务矣。[7]
中部同盟会总会的成立，对即将到来的*****高潮，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陈其美和姚勇忱，在沪上联络会党、结交商团*、运动新军，迎来了他们革命生涯最精彩的时期。周南陔在《光复上海——巡防营和吴淞炮台》一文提到：“有一天中午，忽然接到组织上的电话，要我立刻就去，有要事相商。我匆匆赶到马霍路（即今黄陂路）进益里某号楼上（同盟会的秘密接头处），有陈其美、姚勇忱和其他两人在座。陈其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大意是：姜统领已与光复会秘密接头，准备首先反正，……姚勇忱从中插话说，运动新军是从下而上，巡防营是老军队，服从性极大，因此要从上而下。”“第二天晚上，我将接洽经过回报进益里，陈其美不在那里，姚勇忱对我说，上海要首先发动，不能等候南京；巡防营固然重要，可是海军的情形很不好，要用吴淞炮台的力量来对付海军。在上海发难的军队已有充分准备，我们要求巡防营中立，吴淞炮台首先响应。”
这段材料至少说明两点。第一，姚勇忱坐镇进益里机关部，是作为陈其美的副手直接指挥领导上海起义的重要人物；第二，在运动清军巡防营反正上有重大贡献，其策略方针也大体正确，而清军巡防营反正是上海起义成功的重要条件。当然他在同盟会和光复会的问题上，同陈其美持相同观点，但此事情形复杂，*****矛盾也不完全是个人责任，并且他也提出“现在共同*****，只要同一目的，都是自家人，也谈不上什么分别，我们绝不与他们分家。”这样一致对敌的观点 [8] 。
1911年11月3日下午，陈其美与李显谟集合全体商团及敢死队员，于江南制造局南操场附近集合，并以民军代表身份宣布即时起义，当场撕毁清朝龙旗，改悬起义白旗。陈其美带着200余人的敢死队，携带着数十枝*，以及姚勇忱等人自制的土炸弹，趁制造局启门放工之际，一拥而入，以炸弹开路，发起冲锋。清军见状，居高临下以实弹密集射击。
见进攻受阻，陈其美认为单凭敢死队强攻，伤亡代价太大，乃以《民立报》记者身份进入制造局，企图劝说总办张士珩率守军放弃抵抗，但却遭扣押。
据党人章天觉回忆：当天中午他去马霍德路机关，不见一人，又四处打寻，在一家医院门口遇谢斐麟，在挂号室之后告余：“陈其美与高尔登在今日下午三时，单身赴制造局见张士珩，动以大义，劝其投效民军，为张所拘押，生死未卜。同人急筹救释，拟于夜间率商团敢死队前往，不惜以武力决之。虽陈、高因此不幸，亦不能顾”，云云。即起身引余至打铁滨某印刷公司后面衖内，污浊不堪立足，由一篱笆处叩门入。上楼见姚勇忱、王伯南、陆惠生、黄竞白等人均在坐，筹商营救对策。” [9]
由此段回忆，我们可得知：一、陈其美被拘禁，在上海的*****党人并没有方寸大乱，四散逃走，而是积极筹商营救；二、营救决心非常坚定，武力强攻，但同时也做了最坏的准备，即哪怕牺牲陈、高二人，亦不能顾；三、起事后，马霍路的机关部停用，另启用了新的联络点，以防万一。这些措施，是陈其美不在中枢时，由姚勇忱等人接替指挥，临时决定的结果。
幸好，张士珩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没有立即杀害陈其美。而光复会首领李燮和率巡防营、沪军营、巡警队、水师营会同商团和敢死队，经过数小时激战，终于占领江南制造局，陈其美得救，上海遂宣告光复。在陈其美、姚勇忱等人谋划上海光复的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苏杭先动，沪上应之”的行动方案，多次来杭，与浙省同志敲定“杭发促申”的起义大计。姚在10月中下旬两度赴杭；尤其是后一次，距离杭州举事仅一个星期。他通过褚辅成、黄凤之，约集吕公望、傅其永、童保暄等驻浙新军与警察营中的同盟（光复）会员，在西湖刘公祠、吴山挹芳园等处密议，拟定*****方案，明确“杭州发动必须要有浙东（宁波、台州）同志参加”，并“由姚勇忱返沪分头通知”。11月2日，姚勇忱又作为沪军代表，参加了浙沪双方在上海《神州日报》社（中部同盟会机关报）的紧急磋商，落实对杭州起义的弹药、经费支援。隔天（4日）子夜，浙江*****党人在杭州打响，势如摧枯拉朽一般，次日拂晓便“满城尽悬白旗，以示河山光复” [10]。
二、捍卫共和，义无返顾
硝烟甫散，姚勇忱即与戴季陶、黄郛、王金发等人力排众议，推举陈其美入主沪军都督，“勇忱乃佐其美开府沪渎，并料量储胥，劳绩颇高[11]”。为了平衡同盟会、光复会和商会的权益分配，在沪军都督府的任职官员名单中，并没有姚勇忱，他没有参与到权力的角逐中，而是清醒的认识到，维持这样一个政府，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于是，由姚勇忱发起、庞青城任会长的“中华民军协济总会”，于1911年12月24日成立。连工部局总巡勃罗斯也注意到时了，在提交给总办的报告中，记述到“自六日起，在四川路一百二十八号（交涉署）成立所谓“中国省政府自助会”。发起人有：闸北警局执委会陈玑铭，军政分府秘书邬珍，起义部队司令李徵五，住新闸路三十号的归国留学生姚勇忱。“自助会”的目的是收集各方面为*****军筹募的捐款，并转交城内起义军。” [12]
大局甫定，姚勇忱身处上海的管理中枢，时刻关注着城市中的局势动态。迄今发现的姚勇忱唯一存世的一段文字，正写于这一时期，此文以公开信形式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沈仲礼先生，发表于1913年1月25日《申报》上：
仲礼先生阁下：
倾心有素，握手无缘，冒昧通书，死罪死罪。
兵兴以来，执事创办红十字会为救护伤兵之举，急公好义，景仰尤殷！惟闻贵社定章，凡捐助经费念五元者，即给与徽章，认为社员。此为筹捐起见，固属绝妙手续。惟红十字人员得有往来各处及深入战地之殊权，现在军事方殷，在在有汉奸踪迹，贵社徽章价廉名美，设有人利用之以售其奸，则贵社受念五金之益而时局将蒙不可测之祸，利害相较，昭然易见。
执事苟思及此，当亦寒心。尚祈瞻顾大局，别谋生财之道如何改良，并望赐福。
敬叩义安！
弟姚勇忱 顿首
公开信虽然是以姚个人的名义发布，但却站在一定的高度看待问题，先感谢了“红十字会为救护伤兵之举，急公好义，景仰尤殷”，也指出“惟红十字人员得有往来各处及深入战地之殊权，现在军事方殷，在在有汉奸踪迹”，万国红十字会的这种“广授徽章”的做法，及有可能会被敌方细作利用，所以提出忠告“瞻顾大局，别谋生财之道如何改良”。2天后，以红十字会沈敦礼名义的复函，就又在《申报》上刊出，迅速回应，对此事作了解释，并承诺对会员“严加限制”。
上海光复后，众多的同盟会成员云集而来，中国同盟会总部亦由东京迁至上海；此后，由于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总部迁往南京；随着南北和谈，4月25日，同盟会本部出于“欲谋政党事业之发展，必设根据地于中央”的考虑，又迁往北京。但同盟会的势力主要集中于南方，而北方的局势并不明朗，同盟会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可靠的大本营，上海是比较合适的地点之一，加上沪军都督府为陈其美所掌，于是有了这样的安排：
1912年2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接见了浙江同盟会代表姚勇忱；3月28日，孙中山以同盟会总理名义，委任姚勇忱和于右任、陈家鼎、黄膺白、褚民谊五人为驻沪特派组织员。5月4日下午二时半，设于上海的同盟会总机关改名为中国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并于上海支部合二为一，以巩固后方，审时度势，便于进退；次日，用（单）记名投票法选举，推选姚勇忱为中国同盟会驻沪机关部正部长，兼任上海支部部长。
一名在华的日本间谍，当时曾就此作了深入调查和仔细观察，得出结论：
总部虽已北迁，但南省之事仍有不可忽视者！故特在五月上旬于上海设立该会总部驻沪机构。事实上唯有上海方为同盟会总部之所在地[13]。
有近代史学者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同盟会上海总机关“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指挥所”，同盟会的主要决策，“是在上海而不是北京作成的”，因为孙中山和黄兴一直控制着上海总机关部，相形之下，北京本部则“仍然是紊乱而没有权力的”。这种说法虽有待商榷，但上海总机关是同盟会极其重要的机关，这一点应该不容置疑。此时，由陈其美掌握上海军政大权，姚勇忱主持组织发展工作，这两位湖州同乡配合密切，分工合作。
1912年8、9月间，姚勇忱随同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到达北京；9月21日，与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人，在北京六国饭店宴请了共和党理事张謇。1912年12月9日，在浙江各界人士的邀请下，孙中山来浙江考察访问，陈其美、姚勇忱作为主要随行人员陪同前来，并留下了八张珍贵合影。路经嘉兴，在南湖烟雨楼前的狮子峰与各界代表合影，因为是公宴性质，并非十分正式，姚勇忱即在第一排席地而坐，面带微笑，显示了他随意亲和的个性。其余到杭后的照片合影“孙中山在杭州与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浙江分会同仁合影、与欢迎会筹备职员合影、浙江各法团在都督署开欢迎大会、在之江大学与师生全影、在吴山浏览合影”的照片中，姚勇忱基本都在中间，靠近孙中山、陈其美两位先生的附近。
12月10日，孙中山在杭州西冷桥凭吊秋瑾烈士墓，孙先生手书“鉴湖女侠千古 巾帼英雄”匾额，并与秋社成员留下珍贵合影。此时的孙中山、陈其美、姚勇忱，或许会回想起6年前吴淞口外风颠浪簸的那艘轮船上，和秋瑾、陈伯平二烈士一起规划*****大计的场景；但不曾会想到，几年后，陈其美、姚勇忱、王金发等也相继成为烈士！*****者就是这样前赴后继，义无返顾……
1913年初，姚勇忱以42票之数，与褚辅成等人作为浙江省的代表，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此后“居京师数月，以侧目者众，遂南归”。[14]
1913年2月22日，姚勇忱和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再次来到杭州，数位同事兴致勃勃的登游了南高峰，其时国民党在大选中取胜业已揭晓，宋教仁将去北京组织政党内阁，推行*政治。这几位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谈论着他们的政治抱负，意气风发，指点江山[15]。
可是仅仅一月以后，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血写的事实，震惊了年青的*****党人，也粉碎了他们对南北和谈、*****治国的幻想，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立即返程回国，并于25日上午9时30分抵达上海，登岸后即至黄兴寓所紧急磋商对策，此图即为当时黄兴、陈其美、姚勇忱等人的合影。
描述:第一排左八黄兴、左七陈其美、左六姚勇忱
第一排左八黄兴、左七陈其美、左六姚勇忱
姚勇忱“以国会议员名义，首先发电讨袁，文辞激烈，大义凛然……二次*****随之而起 [16]”。而在袁党人氏所写的《浙江拒绝独立始末记》中，“宋案猝发，大借款继之。国民党欲借此推翻项城，以孙文或黄兴代之。时该党已决意用武力解决。四、五月之交，乱事骎骎作矣。时则该党之暴烈分子如姚勇忱、王金发等附和，……
浙籍之国民党大头目，如褚辅成、陈其美、姚勇忱、王金发、吕东升、黄膺白等，次之如阙麟书、蒋介石等，不计其数。是皆以上海租界为逋逃薮，阴贼险狠，秘密运动，思得一逞以为快者。”
可惜因*****党人内部分歧、基础薄弱，而北洋系则军力雄厚，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次斗争只进行了几个月而告终，将近一万党人死难；也有部分变节投敌，成了袁世凯的政客；也有因*****理想破灭，眼见国家又陷入黑暗深渊而愤不欲生；也有逃避现实，或出家或避世隐居的……
姚勇忱也有过一小段心灰意冷的时期，易名“劫灰”，取“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之意，每天以翻译小说自娱，打发时日。但他毕意是一位抱有坚定信念的斗士，经过短期的痛苦和彷徨后，又毅然追随孙中山的脚步，再次踏上征程。
8月，孙中山流亡日本，他的行踪受到日本方面的严格监视。在日本外务省就其调查所得编缮寓居东京之*****党人名册中，也收有姚勇忱在日本的活动情况，而“神高秘收1235号”记载：姚勇忱，1912年中国浙江选出的北京国会众议员，8月28日上午乘山城丸抵达长崎，30日上午乘船到神户。当日下午在神户三宫车站乘车来东京，31日抵东京，住在麹町区纪尾井町3号。
一周之内，姚勇忱得到孙中山三次会见，每次都议事至深夜，尤其是在九月三日记载：一日晚八时二十分，一位姓名不详的中国人来访，和前此来访的陆、姚、菊地等时另室，打开地图状的东西密谈。上述姓名不详的中国人于十时三十分离去，其他人继续密议。晚十一时五分离去。[17]
9月7日姚勇忱急忙返回上海，陈其美偕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拟以宁波为根据地；同时，分派姚勇忱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分头行事”。
进入1914年，形式更加严峻，*****党内部，也失去了数年前推翻满清时的同仇敌忾的气概，困顿迷茫。就连被陈其美称为“今之聂政”的王金发，也有了一次贸然的有“投诚”之名，无“变节”之实的北京之行，在北洋陆军部给王金发开出的“投诚条件”中，要他限期拿获詹大悲、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但被孙中山誉为“东南一英杰”的莽男儿王金发，岂能做此不义之事？再从以后北京陆军部处决王金发时的“批令”中：“迭次饬缉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信计议乱事”可知，回沪后，仍和陈其美、姚勇忱王金发交往密切，继续从事着秘密的反袁活动无疑。7月10日，日本上海领事有吉朋针对讨袁事件，向东京的外务省提出的报告中说到：浙*****主要是由浙江出身者组成的集团，是活跃在上海的*****党派中坚，比较团结，也比较稳健。……目前当地的代表人物是姚勇忱。[18]
这招致“袁氏衔恨刺骨，誓杀勇忱为快，乃授意浙督朱瑞，务得勇忱以解其恨。……朱瑞名利熏心，至此极意逢迎。不惜杀害*****同志以媚袁。奉袁谕后，密遣亲信某赴申，诱王金发、姚勇忱回杭，力保无生命危险，并以朱瑞可保其取消通缉为饵[15]。”当时陈其美等人也正在试图再次打开江浙的局面，觉得两人可以来杭州寻找机会，但他们高估了朱瑞对旧友的情份，低估了朱瑞投告袁氏的决心，于是“姚、王二人，乃堕其术中，随之回浙。抵杭之后，即环卫戒备。[20]” 浙督朱瑞急电北京袁世凯邀功，并摆鸿门宴拿下姚、王二位昔日同志。6月2日，王金发在浙江陆军监狱遇害，姚勇忱陪绑，目睹战友“上路”。之后，朱瑞劝降姚勇忱，可貌似文弱的他，却也是铮铮铁骨，留下“金发既死，我亦不独活，要死得光明磊落”之言。
6、7月之交的杭州，阴雨连绵，城外钱塘江水上涨，数处堤坝决裂。在这样的天气中，姚勇忱于7月2日下午五时许，毫无畏惧的走上刑场，英勇就义，苍天垂泪，风声呜咽。《申报》于7月3日、4日两次刊登他的死讯和布告：
浙江军法审判处处长昨出示谕云，为示知事案，奉军暑发交本处审理姚勇忱一案。查姚勇忱系迭奉中央缉拿之要犯，本年五月间随王金发来浙，又迭转。奉中央电闻姚勇忱系王金发死党，前据报姚勇忱赴沪与王金发组织暗杀。二年（1913）十一月间，曾电郑使缉拿，奉勘电闻姚勇忱系陈其美手下三悍将之一名等因。本处详情咨上海郑镇守使，查复在案。前据王金发供出当二次*****乱党失败，与陈逆其美逃赴日本时，姚勇忱曾为王代致路费两千元与陈逆等语。迭经本处讯查属实，于七月一日，详奉军署饬开，六月三十日奉到大元帅令该犯姚勇忱即行正法等，因提该犯姚勇忱一名，在陆军监狱内于前日执行*毙，用特宣示，俾咸闻知此示。
孙中山先生获知姚、王二位牺牲后，痛惜道：天地不仁，歼我良士。柳亚子作诗《哭勇忱》二首、《闻王季高、姚勇忱遇害有作》。
陈其美失去了这一文一武两位得力同志，继续他们未竞的事业，并等待时机除掉上文布告中提到的上海镇守使、袁世凯亲信郑汝成，于11月10日布置了数十处狙杀点，在上海外白渡桥一击而成。陈其美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得袁氏痛下杀手，终于在1916年5月18日，亦被袁党刺客，暗杀于上海萨坡赛路。
1916年6月，民国政府正式追认姚勇忱、王金发为烈士，在杭州昭庆寺（今西湖边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隆重的公祭悼念大会；8月13日，孙中山、黄兴在上海发起“陈英士兼癸丑以来诸烈士追悼大会”，诸烈士之中，亦包括姚勇忱、王金发等牺牲的仁人志士。
生前，两位先烈一直在外奔波，但却关心着家乡之事：1911年11月6日，湖州的光复，就得到了陈其美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并运来姚勇忱制作的炸弹若干，与他们颇有渊源的尚武公学学生军，成为起义的主体；早在1905年，当湖州发生“海岛教案”时（注：飞英塔南面，有一块四边环水风景优美的绿洲称为海岛，被美国教会强占，而官*****、拖延，群情激奋），姚勇忱即在上海法租界俞家弄3000余人的聚会上，发表演讲，声援支持；而在民国二年所立，湖州《重建报恩桥碑记》的捐款名录中，有“姚勇忱助洋壹百元”字迹，当时他已变卖家产资助*****，而尚有胞弟和幼子需要抚养，经济应不宽裕，这洋元百元足见他对梓里的眷爱。
现今，陈公其美，魂归故里，长眠于岘山之阳；姚君勇忱，安息于西湖边的青山翠竹间。但百年前，这两位志士在峥嵘岁月中所书写的传奇，将永载于湖州人物的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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