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哈佛学者宋怡明：在服从与反抗之间，明代人如何与国家互动协商《被统治的艺术》用真实的明史告诉我们，通过了解过去的人如何在服从和反抗之间的灰色地带谨小慎微地辗转腾挪，或许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下。林子人 · // :来源：界面新闻字体：宋明 出警入跸图（局部）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记者 | 林子人编辑 | 朱洁树七叶果小说网
明代的普通人是如何应对国家强加的义务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把目光投向了明代军户和福建沿海的二十多个明代卫所。
明代伊始，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帝国永续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将百姓分门别类划入农户、军户、匠户、灶户等一系列户籍类别中，规定拥有这些户籍的百姓必须世代传承这一身份，以此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中，军户指的是那些应征入伍的军人与他们的亲属。每一个军户必须保证在同一时间为国家军队提供一位男丁，且这个义务是世袭制的。男丁入伍后，被分配到“卫”。“卫”是一个军事单位，一个卫按规定应有人，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各有人。为了给军队解决后勤补给问题，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朝廷还恢复了屯田制，在各个卫所附近开辟军屯。
在《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宋怡明通过研究族谱和家族文档还原了明代军户生活的种种细节，展示了这些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军户家族如何巧妙地设计出种种策略，在满足国家人力资源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地趋利避害。“被统治的艺术”这一书名，即暗示了明代人在与国家机构、规章制度和国家代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实践“日常政治的策略”。这一书名还是对耶鲁大学政治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作品《逃避统治的艺术》的某种致敬。宋怡明在导论中写道：
“明朝（及中国历朝历代）的百姓和斯科特笔下的高地居民（zomia）存在本质差异。前者的‘被统治的艺术’，不是一道简单的的要么‘被统治’，要么‘不被统治’的选择题，而是就以下问题进行决策：何时被统治，如何被‘最恰当地’统治，如何让被统治的好处最大化、同时让其弊端最小化，等等。”
对于生活在世纪的我们来说，这些五六百年前明代人的“生活智慧”——用宋怡明的话来说是“制度套利”——非但不陌生，反而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些我们熟知的现代金融概念，都可以在明代军户家庭的日常政治实践中找到对应：为了鼓励族人安心服役，一些军户家族会划拨出一部分祖产，将这部分收入补贴给服役者，如同成立了一个“家族信托”；家族内部制定合同，以契约形式规定每户家庭的权利和义务，甚至将服役的义务“外包”给外人；迁居到军屯的军户为了减少与本地社群的龃龉，融入当地社会，会成立“合资公司”参与庙宇建设，引入新的神明，构建并强化仪式网络，其影响直至今日甚至都能在游神仪式中看到……
在热播剧《庆余年》中，男主角用“假如生命再活一次，现代思想和古代制度如何碰撞”这个问题开启了在一个类似中国古代社会的世界里“大杀四方”的故事。《被统治的艺术》则用真实的明史告诉我们，通过了解过去的人如何辗转腾挪，或许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下。
正如宋怡明所说，“我们常常觉得过去的人不像现代人那么聪明，历史学家可不会这么想。我们下意识地觉得过去的生活比较简单，我用这本书告诉人们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被统治的艺术》
【美】宋怡明 著 【新加坡】钟逸明 译
后浪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年月
“被统治的艺术”：明代人如何在“服从”和“反抗”之间“制度套利”
界面文化：能为那些没有读过《被统治的艺术》 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宋怡明：首先我需要向读者致歉，这其实是一本写给学者专家的书，我希望普通读者也能够从中找到乐趣。简单来说，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明代，普通人是如何应对政府给他们的生活造成的挑战的？我们通常会以两种方式讲述明史：一些学者认为明代是专制统治的巅峰时期，朱元璋强迫所有人都以特定的方式生活；另一些学者认为明代是国家权力微弱、人民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的自由时代，是现代社会的萌芽时期，这些学者往往会把明代和当下的改革开放时期做比较，这两个时期都是社会从严密控制走向相对自由的时期。
但事实是，当我们去看明代普通人的生活，情况要复杂得多。国家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是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但没有达到规训他们方方面面的生活的地步。所以这本书讲述的是明代国民如何在服从（完全遵从国家的规定）和反抗（发动叛乱）之间协商。我专注于研究的群体是明代的军户。明代军队是由一群世代承袭的军户构成的。成为军户有一系列手段。如果你属于军户，你的家族中会有一个家庭成员需要前往军队服役，其他人就不用。这是一个世代传承的责任。这本书讲述的是这些普通却有着特殊职责的家庭如何采用种种让人惊叹的策略，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满足他们对国家的义务。这些家庭你大抵不会在很多历史书中读到，他们没有进士或举人身份，不是什么历史名人，但他们能够设计出非常复杂精细的策略来应对国家要求的服役义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他们能够把向国家提供服务的义务转化为金钱交易。
界面文化：“被统治的艺术”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它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逃避统治的艺术》有什么关系？
宋怡明：显然我是在对斯科特的书做出回应。对我来说，斯科特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思想者。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所有观点——我总是能找到我不同意的观点——但每次他出一本新书，都能让我以新的方式思考我自己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激他。
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社会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时提出了“不被统治的艺术”的概念，指的是人们能够找到摆脱国家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我不认为它是错误的，但如果你研究的是中国，你会发现他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大多数时间里——在明代显然是如此——他们面对的挑战不是如何逃避国家，而是如何和国家互动。所以我用“被统治的艺术”来表达斯科特的概念非常有用，但它不是理解中国的最佳方式。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修订本）》
【美】詹姆斯·c·斯科特 著 王晓毅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月
界面文化：“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是你在这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书中，你谈到了明代军户是如何运用各种策略来应对国家机构强加的义务和压力的。你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本书讲的不是军事史而是社会史，那么这个角度能给我们理解明代提供哪些新的思路呢？
宋怡明：在刚才我们聊史观的时候，我已经回答了一点这个问题，即一直以来我们对明代的叙述不是极度专治就是纯粹自由，但这两者都不是明代的真实情况。接下来让我来谈谈这本书对社会史的贡献吧。
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社会中都有“日常政治”，但打动我的是明代的普通人在面对生活重压时居然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精巧的策略，充分调动手头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来解决非常复杂、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套对应的话语体系，就像我在书里说的，要想对付国家，你最好先从学会说国家的语言开始。他们采用了国家官方语言来行事，真的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忠心耿耿吗？真的是因为他们觉得朱元璋了解自己的国家、明白自己的执政方略吗？不是的。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在国家面前呈现出某些特定的样子，对他们是有利的。
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史观的开拓，还在于它能让普通读者也为生活在过去的普通人惊叹。那些人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想出那么多策略，实在太酷了！我们常常觉得过去的人不像现代人那么聪明，历史学家可不会这么想。我们下意识地觉得过去的生活比较简单，我用这本书告诉人们事情并不是这样。
明 倭寇图卷（局部） 收藏于东京大学
界面文化：在明代，普通人之所以能够运用策略进行制度套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还不够强大，不能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今我们担心的恐怕是一个在大数据和其他先进技术的加持下全知全能的国家。你是否认为如今的人们实践“日常政治”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呢？
宋怡明：我认为人们感觉上如此，但实际上发生的、我们还难以看清但在未来会越来越明显的是，人们正在找到新的方式去为自己创造这种空间。要揭示它们还需要时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察，从表面上来看，人们的协议空间在缩小，但我认为新的协议空间也正在被创造出来，只是我们现在还难以看清。
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在中国，商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个本土产物
界面文化：我对书中展现的人们采用各种策略来趋利避害印象深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当时的军户来说，把土地、义务和社会关系商品化居然是如此自然而然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说明代是一个商业社会呢？
宋怡明：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在明代，你能把任何东西商品化，你可以把任何东西用金钱来衡量。这显然会让我们产生把明代和当代中国进行比较的冲动，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批评当下社会的。它也不禁让我们想把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进行比较，思考这种把一切商品化的观念是否是个独特的中国观念。我认为它还让我们思考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在书中我稍微暗示了一点，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知道明代人非常善于做生意，他们也非常善于把一种资源转化为另一种资源。他们是从市场中得到灵感，还是把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策略运用到了一个日益扩张的市场中？显然我们不能断言两者谁对谁错，但思考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大多数人认为市场能够积极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文化、改变社会关系等等，但也许市场本身就是由既定的社会关系和既定的态度观念构建出来的。
中国人有着悠久的使用契约的传统。甚至有一类契约是人们在埋葬双亲时和土地神签订的，耶鲁大学的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就写过这一话题，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和神灵的关系甚至都契约化了。但一件有趣的事是，中国千年以来的契约传统和西方的契约传统是不同的，其中的关键差异之一就是两者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解。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要复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