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当时出家之后，与上虞缘根未断，曾多次来上虞。1928年冬，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与夏丐尊、丰子恺等集资，为大师在白马湖盖了一座精舍，因为大师儿时就喜欢唐人李义山“人间爱晚睛”的诗句，就命名为“晚晴山房”，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晚晴护法会”，在经济上支持大师讲经和研究早年晚晴山房因被日寇的飞机炸塌，1994年，弘一法师研究会重建山房，并由赵朴初、冰心题匾额，辟为由雷洁琼题词的“弘一法师纪念堂”，现里面陈列着大师的一些遗物，给人以许多教益。
1948年6月下旬，在杭高(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停课温习迎考期间的一个下午，宁静的校园突然响起一阵嘹亮的紧急集合号声。杭高学生带着愕然的表情，从自修室、寝室和校园的各个角落，迅速奔向大礼堂。刹那间，礼堂里集合了四五百人，有的同学手中还拿着备考笔记，其中，还有部分在校教职工。嘈杂的人群三五成堆，互相询问。当我(时为学生自治会主席)跳上礼堂主席台，对着刚装好的扩音器大声宣布“请马寅初博士为我们演讲时事”后，大家的紧张情绪立刻稳定下来，向着正在跨上主席台台阶的马老，鼓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人们密密层层簇拥站立在台前，后面的同学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跟，热切的目光集中注视着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不屈的爱国民主斗士。
那时，解放战争已即将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孰胜孰负，已显端倪。当局妄图在国统区召开“行宪国大”、镇压学运和“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以支持前线、扭转颓势。中共地下组织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后曾提出“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经过1947年初到1948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于子三运动”的第二条战线斗争，根据当时情况提出政治斗争应以反帝反卖国为中心，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简称“反‘美扶日’”)，以“揭露、孤立敌人，团结、教育群众，发展、巩固自己”。地下党组织还告诫基层组织不宜搞对抗性的群众斗争。
1948年5月9日，杭高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我作为支部宣传委员，分工负责学生自治会工作。杭高与浙大在历史上是同胞兄弟，学运中杭高紧跟浙大，并相互支持。相当多的杭高学生参加了在浙大举行的纪念“五四”和纪念“五二О运动周年”营火晚会，在晚会上都邀请马寅初演讲。
继6月14日杭高学生自治会发起成立“反‘美扶日’特委会”，并与浙大联络杭州各校成立“杭州市大中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联合会”，开展各项活动之后，在一次支委会上，我提出了邀请马寅初到杭高演讲时事的建议。上级联系人金宇星(真名许良英，当时为中共杭州工委委员、中学区委书记)向我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当得知我父亲(蚕桑专家陈石民)和姑夫(茶叶专家吴觉农)与马老是好朋友，便同意了我的建议。老金最后指示：讲题尊重马老的意见；方式只能搞飞行集会、突击演讲，到了就讲，讲好就离开，在杭高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为此，事先必须严格保密，知道的人愈少愈好；过程中必须保护好马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于是，我在电话联系约好后，和自治会秘书陈一鹗同学(他与我志同道合、配合默契，当年4月初共同发起组建杭高“贡院读书社”进步学生社团。9月初奔赴浙东游击区。1990年在绍兴离休)两人来到法院路34号(今庆春路210号“马寅初纪念馆”)马老的家。我按响门铃并自报家门后，女佣开门将我俩引入。马老带领我们穿过客厅，登上二楼他的卧室。室内靠西墙有一张用淡竹竿支撑挂着夏布蚊帐的大床，临南窗有一张书桌，摊着一些翻开的书报，窗帘早已拉上，没有什么摆设，纯粹是一位极为俭朴的老教授的起居室。他招呼我俩在沿东壁排放的靠背椅坐下，自己坐在书桌前有扶手的大藤椅上，脸朝着我们。他听我俩说明来意，问了一下杭高学生的思想动态后，爽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具体商定了演讲题目和时间。他说：“我家对门的那爿杂货店和墙角的皮匠摊是特务机关派遣的。杂货店楼上窗户直对我家客厅，可以监视、拍照。所以我把你俩带上楼，让他们以为是走亲戚的。我一出门，他们就要忙碌一阵，马上派人盯梢。你们不要来接我，到时候我自己会来的。”最后，他幽默地说：“我还要和他们兜圈子、捉迷藏哩!”逗得我俩和他一起哈哈大笑。由女佣把我俩送出他家大门。
在约定的那天下午，马老穿着竹布长衫，戴着盖过前额的大礼帽，坐着人力车径直来到自治会办公室。我和陈一鹗正焦急地等候着他。早已作好准备的一位军乐队同学，吹响了紧急集合号……
该时，政府当局正在搞“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兑换法币。宣称金圆券有国家银行库存的黄金储备确保其价值，可免除大众因法币贬值所遭受的物价飞涨之苦。马老一针见血地说：“这纯粹是个骗局。”他把当局比喻为魔术师，通过法币、关金券、金圆券的兑换，通货的膨胀，将民间资财都变戏法似地变到他们的腰包里去了。马老在我们准备好的大黑板上，形象地画了一个大肚皮的官僚，用一根管子贪婪地吸取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的老百姓的血，并列出算式论证政府当局以不公平的比率，用金圆券兑换法币(当年10月，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其实质是搜刮民脂民膏，养肥官僚，供他们打内战。最后，马老引用了一句古话：“民犹水也，可载舟，也可覆舟”，讲述了只要民众团结起来，抵制反抗这种残酷的盘剥压迫，腐朽寄生的官僚们是无法生存的道理。
马老的生动语言、有力论证、辛辣讽刺，博得了同学们一阵又一阵鼓掌声。当时天气已转热，马老身躯肥胖，演讲中他虽已脱去长衫、摘掉礼帽，穿着背带西裤白衬衫，仍是满头大汗。自治会预备的电风扇、凉茶根本无济于事，同学们纷纷自发递上凉水毛巾。经一位职员提醒，自治会买来了“正广和”汽水以代替马老惯喝的“可口可乐”。
在马老开讲后，我就走下主席台，到专心致志听讲的群众后面，注意四周有无异常情况。见到地下党员和Y.F．(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时，示意他们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预计的两小时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快逝去，在演讲将要结束时，黄初葵校长急匆匆从校外赶来，在听众的后面站立了一会儿，一脸又惊又愁的复杂表情。演讲在暴风雨般的鼓掌声中结束，在我和陈一鹗的陪同下，马老稳健地走下台阶，沿着听众自动让出来的中央通道，在有节奏的欢送掌声中步出礼堂。这时，黃校长迎上前来，说：“我刚刚才知道马先生来了。您是我的老师，我在密歇根大学听过您的课。”并邀请马老去校长室休息，马老推说家里有事要回去了。派去叫人力车的同学回来说校门口没车，黄校长便抢着说：“不用去叫了，理应我送马老师回家。坐我的包车(他专用的人力车)吧。”半小时后，我打电话到马老家询问，得知他已平安到达，我心中最后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马老既是名人，又是忙人。蒋介石妄图断马老的生计，逼他出国，当时曾有密令“大学不得延聘马寅初任教”。各国立大学(包括浙江大学)不得不遵照；各私立大学也闻之生畏，不敢伸援手。唯独黄炎培不信这个邪，邀请马老到以“中华职业社”名义主办的私立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奉上薪俸以解决马老后顾之忧。马老在上海任教，而家小定居在杭州，所以每周风尘仆仆奔波在沪杭道上。马老又是以身许国、坚持不离故土的民主斗士，凡是社会团体和青年学生邀请他参加的活动、集会，只要时间排得出，一概允诺，并以他的博学真知、远见卓识，大胆坦诚地演讲人们想说而不敢说或还没有想到的话，激励斗志、启迪思路，深受大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戴，因此忙得不亦乐乎。他是一尊轰向法西斯独裁的大炮，国民党坚硬的对头，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但却因为马老有很高的国际声望，尤其在美国影响很大，一时还不敢对他下手。
我家和马老的关系非同一般。马寅初(嵊州，1882年出生)、陈石民(新昌，1895年出生)、吴觉农(上虞，1897年出生)是当时浙江省为数不多的留洋归来学人，而且分别是国内经济界、蚕桑界和茶叶界学术上的领军人物。父亲和姑夫对这位年长的、敢说敢为的浙东老乡，敬重有加。我年近古稀的大弟，至今还清楚记得在1948年他8岁时，有一次听到电铃声，急忙去开启佑圣观路190号我家的大门，看到门外站着一位身穿竹布长衫，满脸红光、神采奕奕的长者，便问：“伯伯，您找谁?”马老大声回答：“我马寅初，找呐(嵊州、新昌方言，意即‘你的’)爹爹!”亲善地摸摸他的头，便径自熟门熟路走向客厅找我父亲去了。姑夫吴觉农早在1941年就已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民主革命同盟”，并是负责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姑夫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9～10号(现“鲁迅故居纪念馆”)。姑夫参与了1946年5月上海经济文化界为马老祝贺65岁寿辰送上“唯马首是瞻”贺幛等活动。 1948年秋冬之交的一个雨夜，姑夫受中共地下组织的委托，专程从上海赶到杭州马老寓所，闭门密谈。不久，马老便化装离沪，经香港到达解放区了。
（1949春届校友陈纲著，原刊于浙江省文史馆主办的《古今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