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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不管怎么说，对我来说最不愿意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林老一周前，又住进了医院。上周五（5月25日）的深夜，我再次接到林老儿子何朴的电话，林老这一次，终没能熬过戊戌年93岁这个门槛，仙逝了。他书房还放着我和龙隆研究员一个月前送来的《解读林凌》一部分初稿的打印稿。
他走完了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一生，终于可以在他晚年定居的宜居城市成都长期休息了。我于是立即确定了航程，因航班晚点，实际于28日凌晨1点多飞到双流机场，赶上了参加一早举行的告别仪式。
林老安卧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两侧花圈写满了悼念单位的题词，告别大厅面对入口大门正面墙上一个巨大醒目的“奠”字高悬，两侧垂挂着省政协副主席、林老的老同事、挚友章玉钧撰写的一幅挽联：“九零后智多星献身科研资政威德扬巴蜀，四十载拓荒牛呕心改革开放功勋耀中华。”
低垂的哀乐像断了线的眼泪一样流淌，送别的人群排队，一一来到灵柩前，向林凌鞠躬告别。我也最后一次来到林老的面前，向林老深深地三鞠躬，诀别。
受远道不能前来的朋友委托，替他们三鞠躬、再三鞠躬，热泪长流……
林凌是一个不常见的现象
其实我们一个多月前才来过一次四川。4月18日，我和龙隆在和林老谈了一上午之后，下午4-5点又来到林老家，查找一些老照片准备去扫描。
林老此刻端坐在他的书房窗前，脸上映着淡淡爬上来的接近傍晚的阳光，静静地坐着，深深地想着。
图片一：4月18日下午，我们去林老家找老照片。龙隆见林老静静地安坐于书桌前沉思，用手机拍的这张照片。感觉林老的神情凝聚着求索的一生和最后晚境，逼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因为综研软科学基金会的课题《解读林凌》，我们已经十多次西行成都。没想到，这一次终成与林老生前最后一次面对面交流。谈人生、谈改革、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谈中美关系，朝鲜戏剧性的翻版变局和东北老基地发展的关系。林老每次和我们谈话，在回答了一阵我们的问题之后，很快会把话题转移到他思索中的热点问题上。他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世界，眼睛里流出无限的希冀和浓浓的忧虑。出自于一种对生命的直觉感悟，龙隆忍不住用他的手机相机拍了一张林老卧室的照片，也给沉沉静思中的林老拍了一张人物肖像照片。这是我们和林老最后一次访谈，也很可能是林老最后一张存世的照片——至少对我们而言是这样。后来孙浩教授看到这张照片，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遥望天国的双眼依然闪烁着星光”。林老在用他毕生追求，不倦的辛劳、勤奋、睿智、真诚，来回报他深深眷恋的这片深情的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民。
图片二：找资料时林老同意龙隆独自进了他的卧室，触目忽生一股英雄迟暮的悲凉寒意，拍下了这场景。林老床边已安装了防摔倒的不锈钢扶手，唯床对面满墙的图书，仍显示着他不倦学习的一生。
自从十二年前，跟研究院的一群人，一起来蓉参加林老八十岁生日学术研讨会时，我就萌发了想为他写一本书的愿望。此之前，我曾经领受深圳商报建国50周年专稿任务时，来成都就“共和国最早的国企改革”采访过林老。可惜因为“你懂的”原因，我们那条4000字的稿子，最后发没发出1000字，我们也不得而知。这使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专业生涯的遗憾，也通过那次初浅的接触加深了对林老的认知——尽管这和我日后对他的了解相比也很有限，但我已隐隐约约从新闻或文学的角度，感觉到这个人的人生，是一座能剧透一部分共和国变迁史的没开挖的金山。当然，锁定林凌这个访谈目标，与我那次失败的报道有关，但没准也给我了一次新建构的机会。我就这样开始了以本书为目标的第一次采访。
那是2008年“512”的下午。乘他返深圳银湖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开理事会的档口，我开始了对他的访谈。在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第一个有民间韵味的第三方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专家公寓一客厅里，听他初略回忆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经济学研究。结果那一刻，时空错配，山崩地裂，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下午5点多，我们才获知这一消息，震惊之下，林老掏出手机，成都电话不通，家人失联，采访告停。
作为一个曾经活跃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跨入21世纪，在80—90多岁高龄时，仍保持着学术影响力的智库型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是一个不常见的现象。
他的多项经济研究成果被国家和地方决策采纳，政策理论建议演进成为可以操作、现在还在发挥作用的实际政策；他的许多学术研判，成为历史关头的真知灼见，被社会以后的发展进程所验证——这当然是涉及公众事务顶级智慧情商的公共贡献。早在差不多40年前，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份以《经济体制改革》命名的杂志，成为东方大国石破天惊开始切中时弊的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至今被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他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9年被祖国大陆经济学界评选，成为来自地方的一位“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直到2017年，我在川采访他的期间，他还获得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亲自到家中看望林老，送上奖牌；91岁时获得“四川省社会科学杰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全川只有四个人同时获这项大奖；同年还获得全国老科协“十佳突出贡献奖”。一个耄耋老人，如此“功名”叠加，真可谓精彩绝伦，你想不到他一个人的“微历史”中，会深埋多少共和国历程的惊心动魄与波澜壮阔。
其实林凌是山西人，父亲是上一世纪民国平定县贫瘠乡村到河北深泽染坊打工的“农民工”，他实际是一名百年前就有的“留守儿童”。通过曲折艰辛的求学和对理想执着的追求，成为有文化的革命者。又从共和国建设曲折经历和浩劫折腾的剧痛中，幡然感悟，在40年前52岁时，选择以经济学专业的方式投身改革。他穿越时空隧道，与时代激流同步，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贴近、贴近、再贴近。和他面对面，在他思想的宇宙流里深呼吸，你会觉得他的真诚没有一点灵魂上的皱折。
为什么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
图片三：1979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四川百个企业试行扩大自主权见成效》一文。
如果有人问：中国的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四川、安徽起动？那很好回答：因为当时四川和安徽的主政者，包括北京支持他们的中央，听到了农民肚子里发出的声音；经过极左折腾，大彻大悟，他们认识到当年刘少奇、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是对的，为此不怕再给他们戴上“还乡团”的帽子。那企业改革为什么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也很简单，因为主政者和经济学家孙冶方一样，听见了一线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每个成员内心的渴望。
1978年，四川省委书记随华国锋等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回国后，即讲了他看到的南、罗改革和自己的感受和设想。中国农村改革，在于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扎根在农户（家庭）上，要解放和发展农户（家庭）的生产力，就要给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工业、城市，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根基在企业。解放和发展企业的生产力就要给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而中国的企业往往是捆得太死了，需要松绑、搞活。
松绑、搞活？“给”企业自主权，一接触实际，问题就比农村复杂。当时中国的企业只有全民所有制（后来改称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工厂建设由国家投资，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生产资料由国家供应，劳动力由国家调拨，职工工资由国家确定，产品由国家销售，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设备改造维修由国家拨款。这和科尔内描述的一样：国家对企业实行“父爱主义的程度，是一种体制重要的本质特征”（《短缺经济学》第二十二章588页）。加上在管理体系上，又把企业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两类。中央政府各行业部门垂直和地方省、市、县政府各行业部门和城市街道又多层次分别直管一些小企业。在这样一套体制下，企业的手脚全被捆绑住了，只能按上级主管部门——“父亲”的指令办事。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讨论，省委主要领导确定，先从研究扩大企业哪些自主权开始制定方案。领导亲自主持了这些研究，参加这些研究的会议的有政府的相关部门、企业领导和社科院及其它搞研究的人，林凌作为经济学家位列其中。
首先是计划权。当时按苏联的说法，“计划就是法律”，企业必须按上级下达的要求完成产量、质量、品种、规格、劳动生产率、利润等指标（称指令性计划），否则就要负法律责任，厂长就要坐牢。说坐牢实际是吓唬人的，但其严肃性却为厂长们所畏惧。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取消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大家就议论在计划外做文章。
讨论决定，企业要按国家的指令，完成下达的计划任务，而超额部分企业可以自行销售。当时企业产品的销售是由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进行的，企业把生产出来的产品交给这些部门就算完成了任务，自己是没有销售权的。因此企业要获得超额产品的销售权，必须改革这种体制，“父亲”得让出这部分权。可见改革这种体制就意味着改变了企业供应链的环境，涉及外部能管住企业进出两头的“领导部门”，某种意义上是让这些领导从退让，到下岗，没事可干，这可能吗？想想这件事的困难程度，真是细思极恐。
有一次，省委组织讨论扩大企业超额产品销售权，会议正在进行，一位省物资部门的负责人，偷偷到会议室外给北京国家物资总局挂长途电话，报告四川要让企业卖产品了，表达自己的忧虑，那还要我们物质局吗？可见体制改革，对一些人实际也是一有切肤之痛。
林凌后来回忆：“当时讨论最激烈的自然是利润分成问题，因为这本质上是确定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边界。”当时来自企业的人（“儿子”），都希望甚至愿意承诺，国家下达的利润指标可以全额上缴国家，但要求超额部分留一部分给企业（后来起名叫超额利润分成）。讨论时，一些人认为，企业资产是国家的，产生的利润应当全部交给国家；一些人认为，企业和职工是利润的创造者，超额部分应当留给企业。这一条财政部门反对最激烈。但经过反复讨论，省财政部门还是认同了，也就确定了下来。
“扩大自主权的条款，最后被归纳成五条：一是给企业一定的生产权，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二是给企业一定的产品销售和生产资料采购权，允许企业在市场上自销计划外产品，采购一部分自用的生产资料；三是给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利润计划的基础上，超额部分实行分成；四是给企业一定的扩大再生产权，允许企业利用折旧和利润留成资金进行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五是给企业一定的人事权，允许企业自行提拔中层干部、招收工人，对职工进行奖惩”。
有人用八个字概括了这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内涵是：“松绑、放权、让利、搞活”，有积累的人可以从中看到孙冶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子。这样的改革，哪怕是酝酿在1978年启动，它其实也是有国际视野的，尽管当时还没完全摆脱文革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所谓借鉴只能选择“大胆”吸收东欧的改革经验与做法。
共和国最早的国企改革发生在四川
“条款确定后，省委制发了一个被称为“十四条”的文件，并选择重庆钢铁公司、川棉一厂、四川化工厂、成都无缝钢管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6个全民和集体企业进行试点。省委领导和有关负责干部和领导协调小组的人都亲自到企业参加试点，研究试点中的问题。”
图片四：1978年10月，重庆钢铁公司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我们一方面查找资料，广泛借鉴国际和国内经验和做法；一方面收集整理国内学者的研究。编成期刊杂志信息，供决策参考，得到省委领导的认可、支持”。原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刘茂才，告诉笔者：“那时大家开玩笑说，林凌是省领导四川搞改革倚重的‘四大金刚’之一，负责提供理论支持”。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从1978年四季度开始，也有人说试点开始的时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因而无可争议它是共和国最早的国企改革。四川国企改革试点不到两个月就显示出良好的效果。等到财务年结算一出来，大家更兴奋。“由于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试点，职工从改革中得到实惠，企业的领导和职工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完成的各项指标，不但超过了国家下达的计划，而且都超过了面上的企业。根据这种情况，省委又决定把试点企业扩大到100户，覆盖全省所有地市州，目的是使各地都有企业进行改革示范，使各地干部都能亲自取得领导和推进改革的实践经验。
曾担任省委领导秘书工作的向嘉贵写道：“试点的范围和规模是逐步扩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6个企业，取得成效后，1979年扩大为100个企业，1980年又扩大为41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