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起鹏，建筑师。
可以发现，北京这个城市的空间在一定的时间里非常具有弹性。人们依据季节的变化，事件的变化，来延展建筑之外空间的利用。整个城市无论是什么阶层，无论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的百姓，都被庇护在这些变化的非正式建造当中。
北京“私搭乱建”局部史
朱起鹏
大家好，我叫朱起鹏，来自北京，是一个建筑师。
感谢各位能坚持到现在。一席当时跟我说：朱起鹏，你的演讲排到最后一个。我问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你这个内容比较敏感，放在最后一个，便于我们整段切掉。我说，谢谢，呵。
我讲的题目叫《北京“私搭乱建”局部史》，听起来就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谁没事儿研究这个呢？但我听前面一哥们儿研究吃什么水果放屁是香的，和他比起来，我觉得我这个也还挺正式的。
当然，研究这东西肯定有原因。我在北京有一个非常小的设计公司，几个朋友合开的，我们事务所的名字叫作“神奇建筑研究室”，听上去就挺不靠谱的。
2017年的4月我们完成了一个项目，是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厢房的改造。改造之前这厢房是个很普通的老房子，空间闭塞，里面住得也挺憋屈的。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设计，大概就是这样的。
何（志森）老师肯定会觉得这又是建筑师个人意志的作品，可能吧。其实他讲完我都想把这段儿掐了，但是我后面又不知道说什么，所以说演讲顺序非常重要。
这个项目做得其实一般，但是登上了美国archdaily的网站，还上了热门。当然了，archdaily好像每年会展示几万个建筑。
但对我来讲，它有个商务用途。我给甲方打电话，说你知道吗，咱们这个项目上了美国的网站，全世界都知道这房子了。出乎我的意料，甲方并没有很开心。他说，小朱，你最近是不是没回来转过。我说怎么了？原来就在那段时间，北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综合治理行动，甲方很担心这个房子会成为治理的对象。
我觉得还好，我当时跟他解释，第一，咱们的用地没有超出原有建筑的边界，第二，高度符合规划要求，是没问题的。当然，面对这次综合治理，我还有别的担心，因为我们有一个项目是这样的。
这个项目也在胡同里，它几乎是在用生命来诠释什么叫拆墙打洞。这房子原先是四合院后罩房的一间，当时开了个门，开了个窗户。这不是我开的啊，原来就有。这住着一户人，住得也挺憋屈，因为它只有15平米。
这个改造更简单，我们往里加入了一组类似家具的东西，然后让它区隔出了公共和私密的区域，塞进了卫生间，女孩子喜欢的衣帽间，还有一个工作室，不怕摔的话，你还能在大阶梯上看电影。
这个房子改完之后是这样的，我们叫它橱窗之家。
我们当时拍摄这房子，找了个模特小姑娘，她站进去，自然就这个姿势了。所以说设计还是有些魅力呵，空间它是塑造行为的。
但话说回来，这个建筑很危险，因为明显是个橱窗。我很紧张，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两个作品，可能都面临着城市监管的治理，要么被划为私搭乱建，要么被划为拆墙打洞。
但是没关系，国家有政策，我们就学习研究政策。我仔细地在看所有有关这方面的文本。我注意到，差不多所有的表述都在指向一个含混的目标，这个目标叫作：恢复清末民初老北京风貌。
这是清末民初的老北京风貌吗？我不知道。但有目标就好。我们就开始研究，什么是“清末民初老北京风貌”，结果我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
熟悉北京的同学应该能看出来，一面是北海的白塔，一面是景山。这个位置应该是地安门外大街，另一面就是你们经常喝酒泡妞的前海。你会看到，在这一张照片里面，它显示的四合院的状态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院子里面的无建筑区域搭出了高出建筑高度的棚子。这棚子算啥呢？而且还不止一处，有七处。
后来我去问老师。老师说，傻小子，你就外行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合院：一正两厢，前面有一倒座，后面有一个后罩房那种，并不是四合院多数时间真正的使用状态。
人的生活是很多样的，他有居住在房间里的时候，也有使用院落的要求。老北京的院子，夏天要搭凉棚，冬天要搭暖棚。为了搭建这些构筑物，当时有一个专门的行业，叫作棚行。
这些精明的匠人在每年的五月份就开始进入各个院，用原木架子搭起来罩棚。他在搭的过程当中不碰院子里的一草一木，连基础都不做的，就靠木架自身的结构力量扒在房子上。
有些罩棚非常精巧，比如这个，你看它上部的席子是可以拉拽开合的。阳光很强烈的时候能挡住阳光，等太阳落下去，晚上风一来，把它打开就可以通风。
当时北京很多建筑都会采用这种季节性的、非正式的建造。所以如果你在那个时代去北京拍摄，会发现很多院子都是这样的情况，人家已经把院落这种外部空间内化为室内的一部分。
这给我很多启示。这样一个在正统建造体系之外的小棚子，形成了巨大的产业。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曾经深刻影响这个城市的外在面貌，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它。
当时我想，反正我们也快失业了，我们就研究一下北京这个城市里这些玩意儿的历史，即现在所谓私搭乱建的历史。当然它有一个相对学术的名字，叫作非正式建造，就是那些坚硬的、不可一世的固定建筑之外的世界。
一旦开始研究这个东西，好玩的例子就都来了。我们首先在故宫故纸堆里面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个桌子吗？不是，它是一个建筑的模型。这个建筑模型上标了一个标签，写着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
这个年头有什么意义呢？它是慈禧皇太后整40岁那年。可这个建筑模型是哪呢？现在故宫里，我们是见不到这样的建筑的。好在它上面还有个标签，写着“畅音阁”。
它是乾隆皇帝给自己盖的私人戏院，规模宏大。畅音阁有三层舞台，有一侧是皇帝观戏的地方，周围廊子是大臣观戏的地方。
我们归拢一下线索，也就是说在1875年的某几天，这个像桌子的玩意儿曾经和畅音阁结合在一起过。它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做了一个还原。1875年畅音阁和这个“桌子”结合成为一个这样的体量。
大家可能还觉得不直观，那么我把它剖开看。
你会看到三层高的戏台后面有一个巨大的扮戏厅，前面是帝后看戏的位置，中间的部分被一个罩棚一样的地方罩住，然后此时它变成了一个室内剧场。那么为什么在1875年，人们要把这个露天戏院变成室内剧场？
刚才说过，慈禧皇太后40岁生日，也在1875年。老太后11月29日生人，射手座，跟我一样。老太太开生日趴体，最重要的娱乐活动就是看戏。女人都是一样的，追剧、追爱豆，她整个生日庆典基本上就是一个盛大的看戏的过程。
但是11月29号的北京，能到零下十度，特别冷，当时又是小冰期，室外看戏肯定太遭罪了，所以她要在这个时间点，把她经常看戏的露天剧场变成一个室内剧院。
这个室内剧场当时是什么样呢？很遗憾，没有照片。但是又很幸运，中央美术学院藏了一张画，叫作《庆寿图》。虽然它的年代可能跟我们的模型的时间不一样，但它展现了一个三层高的戏台被罩棚罩住的场景。
这个罩棚非常地精妙，它的上半部分还能透出后面的屋顶，这证明它的上半部分是用透明材料做的，白天的时候阳光能照进来。在它的侧边，你会看到类似圆饼的装饰物，它是用锡箔或者金箔做成的图案。
这个东西起什么作用呢？夜间看夜戏的时候它能够反射灯光和烛光，把三层的舞台反照得灯火通明。
三层高的舞台，里面布满了各种机关装置。这里主要上演什么剧目呢？当时上演的剧目叫作《升平宝筏》，现在的名字叫作《西游记》。想象一个舞台，有三层高，罩在一个璀璨夺目的室内空间里面。各种舞台机关和特效全能在此展示，这就是18到19世纪北京最大的环绕杜比立体声5d imax影院。
说完了北京人在室内、在院子里面干的事，我们再回到街面上，看看还干了什么。诸位注意这张画，这张画特别牛。因为中国的绘画很少有把表达内容精确到时间的，但我告诉你，我能精确到分钟。比如这张画，它描绘了1761年2月5号上午11点15分的北京的情况。
▲《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图》（左右滑动）
因为这张画的名字叫作《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图》。“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代表了一个天象、天文事件，全北京的人都在看天，天象是有准确时间的，是1761年2月5号11点15分。它的地点也很清晰，它描绘了北京东华门到东安门这条商业街当时的面貌。
当然那些我都不关注，我关注的是房子。你可以看到1761年，所谓乾隆盛世的那个时代，北京的商业街是什么样的。这些所谓的店铺跟普通的建筑没有区别。它们表面上只有很简单的招幌牌匾之类的。有点遗憾，所谓的乾隆盛世，街面上也太寒酸了点。
有人说了，朱起鹏，你又胡说八道，这一张画怎么能真正代表一个时代。那我们再用一个国家级主题的大型历史事件绘画说明。
1751年，《乾隆南巡图》同样描绘了北京的城市商业街，在前门地区，你依然可以看到这些挂着招幌牌匾的商店，仅仅是跟普通的建筑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一切在100年后发生了变化，在1879年一队西方人进入了北京，拿起了当时最先进的相机，拍摄了北京的骡马市大街。
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街道上各种各样的突出于建筑轮廓的装置。有意思的是，它们其实跟建筑没有关系，房子还是那个房子。这些牌坊、冲天的立柱和各种招幌牌匾都附着在建筑外面。
你看，你们喜欢的老北京，跟现行的我们的治理方式可能就不是太一致。
时间过去50年，到了1925年，北京的城市商业立面，到处都是这种独立在建筑表面之外的牌坊、招幌构成的部分。
又过了五年，最为丧心病狂的案例出现了。在王府井北面，有个地方叫八面槽。1925年美国人类学家甘博拍了这样一张照片，他被shock了。
这个房子的前面的这个东西跟后面的商店没有半分钱关系，你完全能够把它拆成两部分。后面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的二层的旧铺面，前面就是一个完全由轻质材料搭建的纯粹的彩楼。
这彩楼和同样在30年代出现在美国纽约梅西百货门口的圣诞树，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昭示，告诉你我很时尚、很有钱，我这个店马上又有换季大减价之类。
这是1930年，那么时间又过去20多年了，到了1952年，当时人们去调研北京的前门大街的商业建筑，干脆就没有拍到建筑的立面，到处都是招幌牌匾棚子这些玩意儿。
诸位有没有注意到，北京城市商业街立面自身也在变化，由原来的模仿传统建筑的牌楼，逐渐变成了相对简洁的商业的牌匾招幌等等。但它们背后的建筑是跟17世纪差不多的，只是外面这一层临时性的构筑物在变化。
可以发现，北京这个城市的空间在一定的时间里非常具有弹性。人们依据季节的变化，事件的变化，来延展建筑之外空间的利用。整个城市无论是什么阶层，无论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的百姓，都被庇护在这些变化的非正式建造当中。
而我们所认可的这个城市的文化和我们所追慕的它的过往，也许都要依据这些物体来进行想象。但是大家也知道，后来这个东西消失了。
1950年代北京重新成为了国家的首都，大量国家机器要重新嵌入到北京城市的体内，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这时人们开始不再陶醉于通过微妙的空间调整来延展物理空间的这种乐趣，反而开始尝试着砸碎一切旧的东西来拥抱新的世界。
其实不光北京是这样，当时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我们急于摆脱旧有的束缚，急于摆脱这些看上去杂乱的东西，去营建一个新的天地。在这段时间里面，不但整个建设的诉求被转移，同时大量的院落的产权也发生了变化。
原先一家一户的院子很多被分割，变成杂院之后，公共的院落不再被一家独立使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动因去为这个院落建设比如罩棚这样的东西。
在1970年代北京的商业街，房子其实跟10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但你发现所有的商业的招幌牌匾都没有了，因为它几乎不再是商业街了，城市的商业转移到了其他地方，集中到百货商场这样的地方了。
纵观整条街，只剩下一个服装加工店的牌子，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这个城市几乎已经丧失了它所有的那种有弹性的非正式建造的能力和水平。
1976年的7月28号，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对于华北北部地区非常重要，尤其是城市。我是天津人，当时天津受损很严重，出于对地震的恐慌和大量建筑的塌毁，很多人直接住在街上搭起的临时地震棚里。
我记得我父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地震结束之后，我爸每天骑着自行车全城转，转完之后回来我妈就问，怎么样了，你看到什么了？我爸就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建筑的剖面。
因为地震之后立面就都倒下了，你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情况。当然北京确实不一样，刘伯温相的这块地特别好，它没有受到太多的损失，但是恐惧依然是蔓延的。
当时北京最新潮最高端的那些小区，人们纷纷放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