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是浙江经济的特色和优势，浙商队伍正进入代际传承的高峰，新生代企业家正在搭乘市场化改革的春风，秉承父辈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求发展的“四千精神”，继续敢闯敢干、不断创业创新，成为推动浙江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重要力量。作为浙商群体中最具朝气、最富创新精神的一个群体——新生代企业家体现的创业奋斗精神，既传承了老一辈企业家们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又充分释放出互联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思维，是创新精神和转型力量的主力军。在浙江原有体制优势趋于弱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对接力浙江经济的新生代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企业的研究，可以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转型升级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本研究将40周岁以下（1976年以后出生）的企业家定为新生代企业家，他们出生并成长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大好时代，他们普遍拥有高学历，很多具有海外教育背景，有很强的国际视野，或者由于父辈的熏陶作为继创者，或者因为发现市场机会成为新生代创业者，他们起点都很高，少了一些制度性的枷锁，对他们的行为特征及企业特征进行研究以期发现有价值的洞见，也对未来区域经济有初步的预判。
从样本企业的开业年份的分布特征可以看出，25.4%的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年龄在三年以下，18.9%的企业成立时间为3-6年，均为新创企业，此比例明显高于非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对于非新生代企业家，半数以上（53.3%）的企业成立时间在12年以上，说明非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更为成熟。
据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新生代企业家，样本企业所从事的主营业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建筑业和住宿餐饮等行业。在新生代企业家中，涉足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企业占新生代企业家样本的62%和11.6%，占据新生代企业家整体样本的四分之三。而在金融、房地产以及采矿等领域，两类企业家的比重均较低。
本研究分别根据调查样本企业的总资产、营业收入以及企业雇佣人数来衡量企业规模。在企业总资产方面，新生代企业家与非新生代企业家存在着显著差异。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将近半数的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下，而非新生代企业家的比例仅为30%左右。另外，62.5%的非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总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明显高于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
与企业总资产得出的结果类似，是否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在全年营业收入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结果显示，43.8%的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全年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以下，而非新生代家企业的比例仅为25.9%。然而，将近60%的非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显著高于新生代企业家（42.8%）。综合来看，我国家族企业仍以中小企业为主。
从雇佣人数来看，71.4%的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人数在50人以下，非新生代企业家的比例为47.7%。在雇佣人数超过500人的企业中，无论是否新生代企业家，比例都较低（4.0%与9.6%）。综合来说，较非新生代企业家，新生代企业家的企业规模较小，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企业及企业家精神
企业精神是指企业所具有的共同内在倾向、思想境界和理想追求，它表达了企业的精神风貌和企业的风气，包括企业家的理念、价值观以及文化等。具体而言，本研究从企业家精神、企业传承情况等方面对企业精神进行分析。
对自身的政治地位评价略低
企业主作为对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群体，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研究对企业家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地位进行了调查。基本题项为：同周围其他社会成员（人士）相比，企业家认为自己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地位阶梯上所处的位置，题项共有10个等级，数值越小表示地位越高。
在此次调查中，无论是否新生代企业家，认为自身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处于社会中层（在由高到低的10级阶梯中处于5、6两级阶梯）的企业家比例最高。另外，结果显示，两类企业家对对自身经济地位和社会以及政治地位的评价基本趋于一致，但对自身政治地位的评价略低。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结果，本研究对地位自评进行了均值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企业家对自身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地位的平均评分分别为5.89、5.99以及6.82,明显高于非新生代企业家的评分。由于分数越高表示地位越低，故此结果说明新生代企业家对自身地位的评价低于非新生代企业家。另外，两类企业家对自身政治地位的平均评分分别为6.82与5.91，说明两类企业家确实对自身政治地位的评价偏低。
诚信守法成主流
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的抽象表达，是对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结构的一种超越和升华。本研究从爱国、诚信、创新、拼搏、冒险等15项指标对浙江省的企业家精神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浙江企业家均将诚信、守法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最佳诠释方式，比例达到90.5%和79.8%，创新精神次之，比例为50.6%。冒险精神的比例最低，仅为1.7%，说明大多数企业家还是会选择踏踏实实稳步发展企业，而不是通过冒险的方式。
企业传承情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第一代企业家逐步开拓了企业事业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如今他们的子女正长大成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面临着两代企业家更替的问题，第一代企业家正进入企业交接班的重要阶段。
企业主的交班意愿
作为传承过程的开端，企业主是否有交班意愿是传承能否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另外，在传承过程中，家族企业两代人之间的接力到底是体现在财富的传承还是权力的交接？对此，本研究就“家族企业主如何考虑子女的接班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在企业主的接班意愿调查中，新生代企业家与非新生代企业家在交班意愿上出现了显著的差异。69.8%的新生代企业家表示目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明显高于非新生代企业家的比例（49.9%）。而在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企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希望“由子女决定自己未来发展”，两类企业家分别占到15.5%和20.0%，说明现在的企业家给了子女职业选择更大的自由。另外，在“让子女接班管理本企业”这项中，是否新生代企业家的选择也有显著差异，将近四分之一的非新生代企业家希望子女接管本企业，而仅有6.0%的新生代企业家希望子女接管企业。此结果说明，新生代企业家对未来子女职业选择的态度还是开明的，更注重培养子女的创业精神，鼓励子女选择感兴趣的行业进行创业。当然随着企业家年龄的增长，从新生代企业家成长为年富力强的企业家，会更加重视家庭的传承、子女的培养和接班。
后代的接班意愿
在调查中，我们还通过企业家了解了二代继承人的想法。在回答“您的子女有没有接班的意愿”这个问题时，43.1%的企业主对子女的意愿还不清楚，子女没有接班意愿和有接班意愿的，分别占29.6%和27.3%。进一步针对新生代与非新生代企业家的子女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非新生代企业家的子女愿意接班的比例（32.9%）明显高于新生代企业家（8.3%）。非新生代企业家年龄较新生代企业家大，故其子女年龄也普遍偏大，随着生理与心理的更加成熟，再加上企业到了传承的阶段，其子女的接班意愿也会提高。
企业中两代人交接班意愿的契合度比较
如果将父辈的传承意愿划分为“交班”（对应“让子女接班管理本企业”）、“不交班”（对应“子女不要在本企业工作”、“让子女继承股权，但不要在本企业工作”、“让子女自己创业”、“由子女决定自己未来发展”）；二代的传承意愿划分为“接班”（对应“子女有接班意愿”）、“不接班”（对应“子女没有接班意愿”），剔除了261位没有做出决定的企业主，本研究对两代人的交接班意愿做一个契合度比较（见下图）。结果表明，总体来看两代人交接班的契合度较高，同时希望交接班和同时不希望交接班的情况合计约占有效样本的近90%，且企业主不愿意交班而子女也不希望接班的情况占比重最大，达到了54.5%。由此看来，超过三分之二的家族企业在未来面临较大的交接班问题。
企业转型升级
新生代企业家承担转型升级的重任
中国民营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和领导人更替的时代共振期。由于特殊的“差序式”华人文化信任结构以及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子承父业”仍然是民营企业继任的主要模式。有别于代际传承的视角，跨代组合创业的研究强调家族的创业精神，认为不断打破内外部制度约束、推行战略变革举措才能实现持续成长。与白手起家的年轻创业者类似，子承父业的新生代企业家以跨代创业的形式，承担着存量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担。
由于特殊资产无法传递，再加上时代背景和两代人的价值观差异，父辈成功的关键要素未必能够帮助新生代创造新的价值，家族企业研究中的代际传承视角不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商业家族秉持创业家族的理念，以“增量”来带动“存量”，不断创造代际财富实现持续增长。为此，新生代秉承家族创业精神，打破内外部制度约束，利用新的知识与能力推行新的战略举措实现成长。当下，父辈机会捕捉型的成长战略遇到要素成本上升、需求收缩的压力，适时地向创新为主导的创业导向战略转型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单个创业者同时创立、控制多家公司为组合创业，那么从跨代创业意义上的家族组合创业则是超越了个人或单个公司的家族多元化战略，分散风险帮助家族获得持续的收入，给家族成员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创新和创业改变保守的家族战略格局，避免不必要的内讧和家族冲突，树立个人权威实现个人价值。二代在主业之外的新领域有所建树，客观上促进了企业的转型。
新生代企业家如何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企业转型是原有竞争优势不再、运营难以延续的情况下，企业对经营方向、商业模式运营模及其相应的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整体性转变。目前，浙江的企业家并没有在“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盲目进入不熟悉的新领域，更多地是在既定行业，通过降低成本提升盈利能力，或者是在原有产业链条上转产高端的、低能耗的产品提高附加值。从调查的数据看，只有15%的企业家表示要通过试制新产品转到其他未知行业，有30%的企业家表示维持行业，要调整市场侧重。可能是因为迁址成本或者配套产业的原因，只有大约5%的企业表示前往外地。将近有60%的企业正在通过降低用工成本的一整套办法来应对成本上升的不利处境，同样有大致比例的企业家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水平转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以杭州阿里巴巴的巨大成功以及落户乌镇的互联网大会为标志，浙江经济中互联网特色助力传统产业的升级已经非常明显，互联网时代聚合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产生某种裂变，在线上线下形成了更广阔的资本、信息、人才、市场客户汇集的高速通道。作为全国首个提出打造信息经济大省的浙江，致力于经济转型升级，电子商务、智慧物流、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企业转型在互联网经济中获得新的动力。发展互联网经济为传统制造企业开展跨界竞争和转型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从浙江受访企业家的调查数据看，大约有一半的企业家（45.6%）感受到了互联网时代的市场压力，原有客户采购的挑选范围急剧扩大，忠诚度不断下降，他们随时可能利用互联网成为行业竞争对手甚至跨界对手的客户。拥抱互联网，不仅仅是产品利用网络销售这么简单，企业家明显感觉到了思维需要革新，很多时候已经跟不上发展的步伐。38.7%的企业家感受到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竞争不断加剧，不确定性增加。
基于互联网带来的挑战，诸多企业家已经着手进行互联网+传统行业的探索。目前超过一半的企业家（51.2%）利用互联网与客户保持沟通和周到的服务。人才引进也是企业家较为常见的依托互联网进行的变革，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注重通过互联网投放广告、进行积极的企业宣传。有的企业与互联网平台进行合作，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企业通过网店进行了产品销售。在利用互联网方面，新生代企业家与其他企业家的差别并没有很大。（朱建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张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