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岁月丨刘少奇与企业管理“三人团”体制……
长汀县新闻中心 微长汀
刘少奇与企业管理“三人团”体制
1932年12月中旬，一个严寒的冬日，35岁的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告别妻儿，化名唐开元，只身离开上海。刘少奇先乘船到广东汕头，同地下交通员接上头后，沿着秘密交通线，一路上舟车劳顿，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线，进入闽西。
（福建省总工会所在地汀州，当时工业、手工业、商业发达，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图为苏区时的汀州工商业中心水东街。）
此时的北国大雪纷飞，而地处东南的闽西群山依旧绿意葱茏，散布于山坳的大小土楼更是别具一格。让刘少奇分外欣喜的是闽西苏区到处洋溢着“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刘少奇经永定、过上杭，到长汀，顺利抵达红都瑞金。
10多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也化装从上海秘密来到瑞金。1933年春节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与设在瑞金的全总中央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苏区和全国的工运工作。刘少奇被任命为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从此，揭开了闽赣苏区工人运动新的一页。
当时中央苏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中央红军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3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然而，苏区地处僻壤，经济比较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充斥苏区各地的是家庭小手工业、小作坊，广大农民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生产商品经济。
同时，苏区一直处于敌人严密的封锁之中，严重阻滞了经济的发展，苏区的军需供应和群众的日常生活陷入困境。党和苏维埃政府从苏区经济的这一特点出发，充分估计到苏区经济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毛泽东反复阐明了“一要打仗、二要建设”的思想，只有开展经济建设，红色政权才有稳固的经济基础，革命战争才有充足的供给保障，党和苏维埃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战事频繁，加上人手不足，中央苏区的工会机构不很健全，工会工作仍十分薄弱。刘少奇到达苏区后，迅速把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建立健全起来，派出得力的干部到各苏区工会指导工作。刘少奇决定先去基层调查研究。
刘少奇对陈云说:“我想去基层做一些情况了解，这样有利于指导工作。我上次进入苏区路过长汀，问过那儿的工会情况，汀州城内有产业工人1.5万以上，但工会工作很薄弱，我想去看看。”
“我也听说过，汀州有着‘红色小上海’之称，这样吧，我同你一道去，把汀州的情况搞清楚，对整个苏区的工会工作应该有指导意义。”陈云说。
“那好啊，我们一路去，共同开展调研工作。”刘少奇欣然表示同意。
1933年2月中旬，刘少奇偕同陈云，由福建省职工联合会副委员长王德铭陪同，来到汀州。汀州总工会主席黄玉书闻讯赶来接待，并在省职工联合会驻地——长汀县水东街张家祠堂召开省工联干部座谈会。
会上，刘少奇对王德铭说:“德铭同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工会组织状况吧。”
王德铭说:“好，我先汇报一下工会组织状况。福建省职工联合会管辖汀州和长汀、龙岩、永定、武平、上杭、新泉、连城、宁化、清流、归化等17个县(市)职工联合会及7个产业工会，省工联机关脱产干部13人(委员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青工部长、女工部长、劳动保护部长、秘书、总务、通讯员、炊事员各1人，巡视员3人)，一律每月津贴费4.5元，作为油、盐、柴、菜等伙食开支。星期天工作照常，没有休息，生活虽艰苦，但大家革命热情很高。省工联为促进苏区经济建设，要求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把恢复和发展苏区生产、支援前线、巩固苏区政权、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当作中心任务来努力完成。”
紧接着汀州总工会主席黄玉书介绍说:“汀州的工业、手工业、商业发达，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汀州成立后，苏区军用工厂增加了十几家，有红军的被服厂、红军斗笠厂、红军印刷厂、弹棉厂、兵工厂、熬糖厂、熔银厂、造纸厂等，加上城内原有的工业、商业，还有中华苏维埃银行和福建分行。另外，还有17家旅馆、367家私营商铺，被称为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我们也在7个产业中建立了工会组织，会员发展到11200多人。但是，现在的情况已是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攻，经济封锁，苏区军需民用物资缺乏，价格昂贵，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不少厂店关门，原先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法兑现，公营企业管理不善，没有完备的厂规和劳动纪律，影响产品质量，原材料浪费，加上政策上过左和教条机械的作法，影响了苏区经济的发展，工会也不能正常开展工作，起不到作用。”
刘少奇听完汇报后说:“面对苏区目前形势，工会的责任重大，我们要按照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正确方针，动员广大工人投身苏区经济建设，各级工会当前要克服‘左’的错误倾向，认真做好协助厂长管理好生产、动员青壮年工人参加红军，组织工人前往白区购买军需民用物资，组织工人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和发动工人购买股票、公债、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公营企业是苏维埃政府直管企业，是苏区经济的中坚力量，我想去看看。”
然后，刘少奇深入到中华织布厂、红军被服厂、兵工厂、印刷厂开展调查研究。这些苏区的重要企业大都利用祠堂老屋因陋就简扩建起来。每到一地，刘少奇就召开小型座谈会，与厂长、工人骨干及基层工会干部谈心，听取意见。
刘少奇问一兵工厂工人代表说:“现在厂里生产状况如何?”
“我感到管理比较混乱，没有可执行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生产任务完不成，质量管理差，生产出来的子弹有3万多颗打不响，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200多把刺刀不能用，厂里生产的炸弹曾经发生爆炸……”兵工厂工人代表回答说。
又一被服厂工人代表说:“我们厂做好的军衣有的不合尺寸，不好穿，扣子一穿就掉，有的针线大约半寸长钉一针，颜色杂乱配置;做的棉衣每件平均至少少一两棉花;有的人还把做军衣的布拿去上厕所，送老百姓擦桌子等，厂里的材料器具经常被盗……”
他们的话引起共鸣，一基层工会干部代表接着说:“刚才，两位工人代表说的主要反映出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问题，国营工厂参照红军的做法实行军事化管理，在厂里的重大管理与决策上，政委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而懂生产、经营、管理的厂长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工会工作被动，起不到作用。厂里没有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原材料浪费现象严重，生产不讲成本，不计盈亏，生产出的产品质量把关不严，不少产品报废;工人不分技术的高低，工作好坏，报酬一律同等，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发展。”
刘少奇一边听一边记，听到这些问题，神色慢慢严峻起来。他通过几天的调研、走访、座谈，了解到苏区国营工厂存在的不少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上是注重单纯的行政管理和工人运动，忽视了技术与业务管理，加上经济领导机关、工厂管理部门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没有制定与执行劳动纪律，没有科学地去组织与计划生产，在管理和计划生产方面缺乏经验等等，致使国营工厂出现了“许多不可忍耐的状况”。
针对以上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刘少奇提出了一个人们闻所未闻的新颖主张——企业推行“三人团”管理，即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委员长组成的领导方式来管理工厂，并在闽西企业进行了试点、推广。
1934年春，刘少奇对闽西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后指出:“现在各工厂必须立即制订自己完备的工厂规则，提高劳动纪律……工厂必须坚决执行这样的厂规，对任何破坏厂规者以一定的打击，工厂内部的秩序才能建立起来。”
参照闽西企业“三人团”的管理模式，刘少奇提出了工人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协调工人与厂长和工会与厂长、党支部书记关系的意见:
一、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组成“三人团”管理工厂，协同处理厂内的重大事务，成立厂长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具体管理厂内的生产和事务。
二、明确厂长在集体领导下如何处理各方关系，即厂长在决定各种问题时，必须事先与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商量，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做出决定。厂长在不违反劳动法的范围内，对于劳动工资、工作时间、生产数量以及调动、处分违法工人等有完全的决定的执行权力。
三、建立和完善生产定额、质量检验和经济核算的制度。工厂根据“机器的能力和各个工人最大的生产数量、材料与工具的消耗”等，规定工人的劳动定额，设立产品检验机关将“坏货”打出来，查出“坏货”是什么人生产的?并建立一支经济核算队，进行各方面的核算。
四、实行按劳计酬的等级工资制度。采取计件工资和包工的办法，实行等级工资，拉开档次，在工资制度上刺激工人来努力增加生产。
五、发动工人献计献策，开展劳动竞赛，改善工人生活，解决好工人的切身利益问题，激发工人的劳动热忱。
刘少奇提出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与工人民主管理相结合的新企业领导制度，比较符合革命根据地工业经济发展实际，从而为全面改革苏区工业企业领导制度指明了方向。
刘少奇的上述主张得到陈云和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长梁广、中国店员手工业工会委员长邓振询等人的支持，一致同意上报改善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改革方案。
之后，刘少奇主持制定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名义上报中央苏维埃人民政府委员会并得到批准，于1934年4月10日颁布。同时中央组织局也颁发了《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条例和国有工业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条例。
两个《条例》颁布后，苏区公营工厂普遍实施了“三人团”管理体制，大大改善了企业的管理，健全了党和工会组织，工厂的管理体制走上了规范有序的轨道，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工人们在“一切为了革命战争”这个目标下努力生产，争做贡献，企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国有工业的快速发展。
1934年4月，枪炮厂的生产超额了104%，第二被服厂四月份超产20%，五月份上半月超产30%。可惜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两个条例实行不久被迫中断，但它却开创了企业行政首长负责制与工人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工业企业领导制度的先河，是红色政权诞生后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企业管理上行之有效的变革，并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为我们党所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