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背景：2016年，在新技术、新社群的驱动和影响下，网络舆论生态发生了诸多变化，集中体现在互联网舆论发酵媒介、表达形式、舆论话题领域等具体层面。同时，互联网与现实社会融合更为深度密切，“互联网+”战略加速落地，政务舆情回应制度化走向纵深。展望2017年，我国网络舆论生态与互联网治理或呈现以下新的变化。
第一，媒介赋权弱化，舆情发酵与传播媒介暂时进入稳态阶段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每一次重大媒介变革都促使私权利与公权力关系重新调整，公共表达权整体上向大众网民倾斜。
2015年以来，互联网新技术催生各类新兴平台，移动视频直播、知识社区、网络电台等带来传播革新的同时，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方式和渠道，为建立多元的网络舆情发酵与传播格局赋予了重要的媒介通道功效，这些新兴媒介空间也成为治理的盲区。2017年，移动媒介技术继续发展，互联网行业发展将继续呈现出的新业态，但整体看，新媒体所带来的“赋权红利”基本消解。
新的一年，互联网舆情发酵平台将继续围绕现有的移动媒体平台为中心，社会动员模式趋于稳定，舆情蔓延态势风险可控性较强。
第二，改革议题之下的舆论话语权角逐复杂化
2013年以来，改革话题历来备受关注；2017年要召开党的十九大，同时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改革触动的利益调整本身极易触动舆论的神经。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例，2014年以来，关于司法类舆情事件频频发生，社会影响较大，持续时间也较长，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的舆情应对压力明显增加，如聂树斌案、雷洋案等，司法部门在严格依法履行法律程序的同时，还要谨慎应对互联网舆论。
这种改革议题下的公共议论趋势，在2017年会更加明显，有关部门还需以公开透明的权威信息，满足社会的知情权，帮助社会各界正确认识相关政策，避免舆论误判。
第三，网络认同危机或进一步加深
在传播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社会的认同危机日益加剧，这不仅体现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分歧，更直接体现在网络舆论倾向的分化上。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些年，在朴素的道德观与公共价值理念下，互联网舆论场在具体事件或社会现象的公共辩论中形成较为统一的公共认知并不艰难。但最近几年，伴随着传统的社会疆界被打破，群体参与公共生活模式的多样化、差异化，出现了网络群体的分化和阶层区隔现象。
尤其是各种垂直类社交媒体的发展，在促进社会互动的同时建构了不同阶层的虚拟活动场域和价值体系，不同的网络群体在各自所属社群里分享和共享阶层情境体验。从2016年陈仲伟医生之死引发的不同圈层的对峙话语，到2017年春节期间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引发的规则与责任之争，互联网群体分层之下的舆论共识越发艰难，互联网舆论场正从最初统一的公共空间分离出一个个分散性、具有多元价值的微社区。
第四，互联网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问题或为舆论诟病
提升互联网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更多更好的互联网公共物品来满足网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成为我国公共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当前，互联网治理正进入新时期，2013年以来，中央网信办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整治活动，有效打击了网络乱象。但互联网治理目前处在探索阶段，各方利益错综复杂，隐形对抗可能加剧，社会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完全建立。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积极建设各种参与渠道与协商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物品供给中来，政府、市场（平台）和网民各司其职，在不同的领域和层次承担着互联网公共物品供给的职责，一方面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另一方面通过协作参与减弱治理政策阻力。
第五，境外社交媒体的溢出效应
随着“社交媒体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境外政治人物对于社交媒体应用的青睐，使各国网民可以直接脱离受控的、严肃性的政府、大众媒体途径，直接即时获取境外政治人物的涉华言论，国际上热点越来越易传导到国内，产生“刺激效应”，境内外互联网舆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这也给涉外部门的舆论引导时效提出了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