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城之二
晋侯
南翼城，北浮山，所以南边的村叫个南朱，北边的村叫北朱，如果不是现在的县界区分，它们原本应该是一家，出自一个源头。那条自北向南的沟壑现在已经干枯，早年被称为丹水，沟底长满了荒草，人们种点树、放羊，他们都是丹朱的后人。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这位尧的儿子留下的，除了新建的家园、通往各村的道路，黄土表层的面貌似乎就这样。只有考古专家在周边挖开土层，找到一些失踪多年的依据，才有人相信，祖上传下来的说法，有些还真不是唬人的。
舜取得王位后，丹朱及其后裔都得到了礼遇，舜封他们在唐地为王，承接了祖上固有的一切，这样做，是对外有个交代，同时将丹朱制于唐地，三面为山，发展空间收到局限。当年，尧最初落户这里时的规模，到了丹朱时期也没发生多大变化。丹朱死了继位之心，又不能离开家族宗庙图谋其他，只好世代守在这块土地，直到唐地变为了夏墟，才有人起兵叛乱。西周初年，位于今天翼城县境内的古唐国参与武庚叛乱，周成王派周公旦率军平叛，灭了古唐国，将古唐国君主和贵族迁于杜（即今陕西长安县东南），称唐杜氏，留在翼城的唐尧宗室之地，只是个虚壳空名，成为真正的夏墟。
周成王三年（公元前1040），封叔虞为唐侯，国号仍称唐，建都于今翼城县里砦镇唐城村，也有可能是在南唐乡的龙唐村（民国18年《翼城县志》载：叔虞封唐“初都龙唐”），这是周室在山西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屏藩。但龙唐更有可能是个行宫，唐城是建“天马—曲村”晋侯墓地而设的长期使用的副都城，或者叫做管理中心机构。真正的叔虞封地，可能还是在翼城县西北的苇沟—北寿城一带，更早的时候，尧来到翼城就在此确立了都城。依据对苇沟——北寿城遗址考古挖掘，这里包括了南寿城、北寿城、东寿城、苇沟、老君沟、后苇沟、营里、曹家坡、凤架坡之间的大片古代遗址。主要遗存为龙山和东下冯类型文化，并延续到晋文化以及战国至汉代，时间跨度很长，也说明有一种文化在此扎了根。在东西约2900米、南北约3000米的方形结构氛围内，1962年9月，一组西周青铜器在凤架坡村被发现，共8件，内有甗、簋、卣及车马饰等。卣的器盖内和卣腹内均有铭文“蠆父己”，卣身饰夔龙纹和云雷纹，此簋和甗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1981年，一处范围约800×800平方米的晋文化晚期城址，在苇沟村南、北寿城村北被发现，出土一件红色陶鬴，领部有横戳印陶文“降（绛）亭”二字。这与“新绛”——新田（侯马市）遗址所出土得一件红色陶鬴，印陶文“降（绛）亭”，属于同一时期。由此推断，苇沟——北寿城遗址可能是晋国迁都之前的旧都“故绛”所在地。从考古实物中证实，此地文化在春秋中期突然衰竭，可能就是迁都的缘故。
叔虞，姬姓，名虞，字子于。周文王之孙，武王之子，周成王的同母弟。叔虞来到了夏墟，他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来治国，尊重并延续了当地的生活习性，四周戎狄部落先后归附，唐国开始兴旺。周成王十一年（前1032），唐地出现了“异亩同颖”的祥兆，就是麦田长出了双穗禾，叔虞将“嘉禾”献给周成王，成王命叔虞将它转献远征东土的周公，并作《馈禾》，周公受禾又作《嘉禾》，这件事说明了王室对叔虞行政功绩的肯定。
能文能武的叔虞为什么要献嘉禾，可能是唐地是距离东征军最近的粮草征集地，而周王让叔虞领军后勤。叔虞进献嘉禾既是向周公表示粮草丰裕，也是故意传递给敌人的信息，同时还向周王显示自己对唐地的管理，成效显著。善于射箭的叔虞，抓住了这个一箭三雕的机遇，使唐国威望大增。这个象征性事件传颂到司马迁那个年代，原意早已发生变化，包括《史记·晋世家》记载的“剪桐封国”，剪桐最有可能就是剪灭唐国，唐与桐之音混淆，千百年民间化的讹传之后，神奇的传说形成了。
从献嘉禾这件事可见，开国之君叔虞绝非出自宫廷的等闲之辈，他在建成功业后萌生了更多的想法，首先是放弃唐的封号，从尧朝代到虞舜朝代再到禹夏朝代，唐这个号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个想法，最初可能出自于叔虞的个人心愿，不可能出自年轻气盛的儿子燮父。在叔虞去世之前，父子俩至少谋划了将来要以翔山为新的祭祀之山，将都城从浍河之北迁到浍河之南，在翔翱山之下建新都的愿望。叔虞在世时没有建立新的国号，这是成熟政治家的表现，后世的曹操也是这样做的。在叛乱刚刚平息不久就申请改变封地国号，肯定会引起周室猜忌，所以，叔虞直到去世都还领着唐的封号。
叔虞在翼城生活了二十余年后去逝，周康王（姬剑）九年（前1012），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后来，燮父向周王提出改国号建新都，周王同意。可能在周王看来，毕竟唐是前朝遗留下来的，称谓的改变利大于弊。于是，燮父将都城迁徙到浍河与翔山之间的故城村，改唐为晋。晋国的新都城在今天的翼城县南梁镇故城村，受开国时间不长，国力低弱的局限，这次建都的规模并不大。但宫殿内部却很精美，来往使者颇为惊讶，这是超越了诸侯级别的装饰等级。很快，周王听到了不少的传言，对燮父提出了批评。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侯作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应该指的就是这次建都。做出这种违规行为的，只有敢于改国号的燮父，他是“富二代”，有这个胆量，在他之后的几代子孙都碌碌无为，直到晋文侯方才做出超越先祖的事业。《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熊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今本《竹书纪年》记载这次大兴土木发生在康王九年。康王马上召见燮父，一顿臭骂，其他四位诸侯也说尽好话，维护了周礼。西周初期的礼制，规格监控森严，诸侯若犯错，轻者受责惩，重者丢性命。所以，周王批评之后，燮父在都城建设上的其他想法也就放弃了。
现在的故城，原名叫古城，是晋国从这里迁都走了之后，当地人对晋都古地的怀念而得名的，后来衍变成了故城。故城遗址是在1958年兴修农田水利时被发掘，南北长2100米，东西宽1900米，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该遗址新石器时代尤其是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较为丰富，是本地区其他古文化遗址所少见的，与侯马的上马遗址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印证了故城一带自西周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是晋国活动的区域。中科院的裴文中、贾兰波和山西省文管会的张颔、王择义等专家学者认为，这座古城遗址从它的结构和形式范围来看，可初步断定是春秋早期的诸侯领域，与史料记载叔虞子燮父迁徙故城相吻合。
这个考证结果，似乎在宋代就有人在做，据史载，宋代司马光对故城遗址就做过考察。之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也重复了同样的工作。为何是少数人在做同样的考证？因为后人在稀微的史料挖掘中，相信自己的判断，但现实却无法提供根据。一个时代没有将完整的经历交给下一个时代，唐尧之事，到了晋国便是传说；晋国建立之事，在汉唐之后更是多种说法；再往后的翼城得名之事，至今也得不到理由。早前间，故城村还有叔虞祠，到处都建有汤（唐）王庙、唐侯祠、唐城里、唐城坊、剪桐里、剪桐坊等。据说，叔虞祠的背后，有根石基还上刻有“古地”二字，现在，祠已不复存，但遗址尚在。无论疑惑者还是坚信者，他们都在这里探访收获了某种解释。
取晋之名，是燮父想到的吗？
有晋水说，《正义》引《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索隐》按：“唐有晋水，至子燮改其国号曰晋侯。”这是后人的附会，应该是先有晋国，后有晋水之说。有种说法，晋水是源于今南梁故城一带的涧水，“涧”“晋”音近，涧水即古时晋水。民国18年《翼城县志》：“滦水，因当初有栾宾生此，后栾成子死于晋哀侯之难，小子侯嘉其志，赐以此为祭田故名……又，翼之滦水即晋水也。滦水所经今有晋峡二村，晋古音‘箭’，今人读为‘晋峡’而伪写‘涧下’耳。”此说也不太可能，如果真有晋水，小子侯不可能让滦水与晋水混为一谈，何况晋国数百年，文字逐渐成形，不可能让这样的误会相传下去。
有献嘉禾说，写《晋国史》的李孟存认为是晋献之意。一场大战役，晋献邀功的人不少，用晋字显得平淡无奇，所以此说不充分。
有善射说，马剑东等人认为，古晋字上方像一个器物放置了两支竹箭，故得名。这是一种字义推测，过于单一。
探究尧舜禹夏商周的国号来历，今天的我们早已脱离了远古人的思维方式，多种猜测都有道理，但多少都带点牵强附会，孰对孰错，脱离了当时环境，谁也无法定论。除了前面的推测之外，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综合以上论说方式，并给予一定的诗意想象，其结果可能是这样：遥想当年，叔虞带着燮父登崇山祭祀，眺望唐尧故地，父子商议三件事，首先要脱离尧的祭祀之山立下自己的祭祀之山，从崇山搬迁到翔山；其次是离开尧之旧唐城而建立新都；再次是改国号。父子俩从崇山之巅一览古唐国全域，北面的崇山和丹山下都属于尧墟的根底，往南也不能浍河之南人口稀少土地贫瘠之地上建都，向西还有征战他国的可能。唯有向东，有山有水，土地肥沃，而且依山之势，易守难攻，这里也是每天承接太阳最早的地方。
《易传·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杂卦》曰：“晋，昼也。”易传《彖》曰：“明出地上”，指明“晋”与日出有关。“晋”字甲骨文是日上有两个倒置的“矢”形状，倒矢为至。《说文解字》说：“晋，进也，日出而万物进，从日从臸”；“臸，到也，从二至”；“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在上古时期，鸟是太阳的化身，是图腾的象征。“晋”字是由“日”和“臸”两个意符组成的会意字。由从双至的“晋”到从单至的“晊”，描述的是日出过程。如此明确了“晋”与“鸟”及日出之间的关系后，便能可体会到，晋之得名来源于叔虞的心愿，但他至死也没有看到改唐为晋。在《诗经·唐风》发源地翼城，能写《馈禾》的叔虞未尝不可能是一位诗人，至少是饱读诗书的君王，他完全能够从建设新国家的情感寄予中，准确找到对应的文字符号——晋，油然而生，形象鲜明，对未来美好的期冀。
然而，对今人来说，晋之生却由死而得，后果在墓葬里，前因也在其中。
又知道了一段历史
晋之生却由死而得，后果在墓葬里，前因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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