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个故事
有一个管理学者，在德国、美国和中国各选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在电话亭的两边分别标上“男、女”二字。德国人见到后，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即使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也绝不去违例；美国人见到后也会照办，但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则会灵活变通；而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视若无睹，“男、女”二字如同虚设！
某些学者因此大发感慨：啧啧，国人素质如此低下，对规章制度如此漠视，缺乏敬畏之心，怪不得中国企业管理水平如此落后了
管理实验告诉你真相
且慢！让我们继续做两个“头脑实验”，继续合理地推想一下：假若在繁华街区的两个垃圾桶上分别贴上“男、女”二字，德国人、美国人还会遵章守法、循规蹈矩吗？假若在公共卫生间的两边门楣上分别标注“男、女”二字，中国人还会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吗？
“男女公用电话亭”的规定中国人不遵守，“男女厕所”的规定中国人会自觉遵守，为什么？不是中国人素质低，而是中国人对制度合理性的要求更高，碰到那些“神经短路”的规定当然置之不理了。
对这一故事的反向诠释恰恰说明，由于文化背景差异，欧美人和中国人对“坏制度”的容忍底限和应对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顺着历史的脉络向前捋，不难发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强调的是“恶法亦法”，古中国哲学家墨子宣扬的是“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在中国，比制度更高的是仁义道德
因而在中国，比制度更高的是仁义道德，是天理人情，一项制度出台，国人首先自己做裁判，判断制度是“好”是“坏”，然后再说执不执行。如果制度“不仁不义”，国人就会抵制，只是方式很特别——“钻空子”、“找漏洞”、“打擦边球”，“上有政策、现有对策”，用太极功夫将制度的威力化解于无形。所以在中国，制度的制定需要更高的水平，一项制度如果为众人藐视，执行不下去，需要面壁思过的恰恰是制度的制定者：为什么不能制定出“精巧、灵动、自运行”的制度？为什么不能制定出让人们愿意遵守、乐于遵守的制度呢？
这正是中国独特的制度伦理、制度文化，脱离了这个国情，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制度，到了中国，往往会“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