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懒政关键在于人才制度的变革
今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批评官员不作为现象。而当前怠政懒政确有蔓延之势。8月以来，即已有多批次数百名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罚，一时间“官员不作为”再次成为舆论的热点。
然而，要对症下药，就要先察清病因。虽然，懒政原因繁复，但深究起来，无非以下几种：一是基层公务员既得利益丢失后，迷茫在被追责的担忧中。基层公务员同样是30年改革开放浪潮的受益者，他们不仅深谙官商结合共同发展之道，同时还深深的融入了当地经济产业之中，形成了对二元社会体制的高度依赖。许多基层公务员，家中有工厂，企业有股份，股市有资产。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使得以前许多的灰色收入、既得利益大为缩减，因此，其注意力也逐渐从“奋力工作”中转移出来，在单位只求明哲保身，少做少错。二是官员对社会前景和政府形态的未来仍有怀疑。当下，中国仍处于政策调整时期，不少官员对于社会未来、政策前景和政府形态仍缺乏明晰的判断。部分官员侥幸地认为，习近平之后的下一届政府未必会像习一样严于治党，严于律政，熬过这段艰难时期，不出事就是成功。另外，从具体工作上看，改革30多年一直以GDP考核官员的制度，使官员的工作关系和工作模式变得固化甚至僵化。一旦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面向服务大众，则难免变得无所适从，出现迷茫。对于这些“不知如何为好”的官员，“再等等、再看看”成了普遍的心态。三是制度层面惩戒机制多，激励机制少，公务员政治生态尚未根本改变。目前，对官员的选拔任用，仍缺乏党内竞争与科学择优的评价与管理机制，那些有改革激情与能力的，没有“上升”通道；而那些适应不了深化改革的，也缺少“下课”的通道。当前对于官员的考评仍以层级管理为主，只要官员在上级眼中合格，在同事评议中称职，下级或者民众再不满，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要一个高级别的官员不作为，带动的往往是一个系统的官员不作为。尚有不少官员，原本年富力强有理想，且学历较高，但并未受到选拔重用，于是一蹶不振，干脆偏安一隅，消极懈怠，懒政保身。四是科技发展使得社会管理难度增加，不少中年官员对于社会管理概念模糊，理念落后。而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不少官员社会治理的方法与经验积累往往严重滞后于民智的开启速度，一旦社会矛盾被诱使转变为官民矛盾时，往往不知道如何平衡和处理维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宁可少做少错，也绝不冒风险一步。
官员不作为会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最坏的就是影响经济的转型提升，继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和稳定大局。在社会治理制度完善的国家，政府权力受制于法律、民主制度和权力制衡，加上市场经济成熟，社会自治能力强大，政府及官员对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影响极其有限。而中国则不同，在现有体制下，权力制衡尚未完全形成，社会自治能力不成熟，市场经济的独立性十分有限，一旦“不作为”在整个执政体系中蔓延，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说腐败是国家和社会的癌症，那么懒政横行则属于国家体制中的败血症。而败血症归根到底是机体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这个营养既是人才，又是发现、培养、选拔人才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
当前，中央的巡视督查制度，在治理懒政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面临着越来越难解的新情况。巡视组在督查的时候自己还在接受着检查，纪委在查案的同时，也接受着上级纪委的检查，不时曝光的督察组成员和纪委高官被调查的新闻便是证明。这看似形成了某种权力制衡，但实际上极易陷入“左右手互博”的无解循环。为此，亟需改变的是目前人才制度的“关系”生态与僵化机制。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体系，从而达到知人善任的目的。这就需要政府建立公开、科学、透明的政府绩效评价制度。一方面要让那些年富力强，有学历，有经历，有能力的基层官员得到提拔；另一方面，又要迫使那些在位的官员，加紧学习，戮力为政，不因碌碌无为而“安全上岸”，不因责权不清而畏缩不前。这就需要开启良性的行政问责程序，使人大质询与公民问政成为常态，让官员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得起社会打量的眼光。当前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如武汉电视问政、杭州三位一体等一系列问政的有益尝试，其结果是不仅锻炼了年轻干部，又使尸位素餐的行政疥疮得以暴露于众，使基层的下情有效的直达上层，更重要的是真正打通了人才选拔机制与宪法赋予人大和民众对政府官员的问询、质询、罢免与弹劾权力之间的障碍。
第二，要重构健康的公务员职业生态。今年，习近平同志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而推进和落实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关键是改变旧的政治生态，其核心是用制度锁定干部管理和人才任用的新办法。否则，即便真的做到了“能上能下”，上的也无非是关系圈内人，下的不过是关系圈外或边缘人，最终“能上能下”仍将沦为关系与关系的妥协。
要构建健康的公务员职业生态，就要着力打破那些既已形成的利益关系网络，让那些钻营依附之徒，无法成为官场竞争的受益者。逐渐地使上升通道只面向那些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优秀人才，只有这样，官场的潜规则才会被真正清除，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才会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同时，还要正确看待优秀人才跳槽的现象，认真考虑如何拉近领导层与基层公务员收入的差异，并且防止公务员跳槽后利用原有关系网牟利。这样才能使公务员的职业回归到其原本的使命和责任。
第三，要重视发挥社会评价机制的作用。要引入第三方评价，放开社会监督就显得极为重要。只有让媒体，社会组织和民众共同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才能弥补政府自我监管的各种缺失和裂缝，形成一个科学、完善的人才任用与淘汰制度。中共的反腐固然证明了其自身有强大的纠错能力，但仍然需要舆论监督的镜子，从“青岛大虾”、“云南黑导游”、“海南黑餐馆”等事件前后当地政府对市场整治的力度和效果就可以看出，社会监督对及时反馈民意、促进政府作为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显然，只有当人大、纪委及整个社会舆论凝结一体，共同构筑成对政府行为和结果评判的反馈系统，并通过明晰的奖惩与提拔机制，为那些有能力、有想法的公务员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进而培养出良好的政治生态时，基层公务员的成长与政府的积极行政才能成为正相关的有益循环。
可见，只有改革当前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其在公共权力部门实现对人才的真实评价与平等竞争机制，并保证社会与公众的深度参与，才能使所有公务员对所从事的事业达成戮力为政，拼死效命的共识，进而逐渐消弭懒政保身的消极现象。
中国政治上面的问题，改良的地方还有很多，毕竟人多，想法各异，说说简单，真正下达到地方就比较难了
选拔制度不变，恐怕如此高压下，懒政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不是懒政的问题，有时几乎就是刁难
反腐，还是反腐！
中国需要一次大赦（只赦罪，赃款收缴用于社保缺口），然后高薪养廉、敢贪就杀！
那天人民代表真正为平头百姓说话了，啥事都好办了。
两个强盗的竞争，好过一个圣人的专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