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江河海”与“新丝路”
—— 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
作者：十余年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言第一人刘斌夫
中国农耕经济史、城市经济史和农耕文明史、城市文明史，概由“流域经济”和“路线经济”抒写着繁荣与辉煌。开创了世界上最早而且最发达的农耕文明和最古老的城市文明的中国，早在大一统的秦帝国经典型封建社会正式形成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以“井田制”、“分封制”为标志，步人“准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形式和基本特征，同时孕育了商品经济雏型，构成古代中国的农耕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和城市商贸经济混成形态，在经济地理语境里，形成“流域经济”和“路线经济”为经纬、城市为坐标节点的经济发展格局。从时间、源流上生成的整个古代中国经济史，在空间、发展意义上实则是“流域经济史”、“路线经济史”和“城乡经济史”。物质、文化生产与需求的不断增长，促进着异地之间贸易活动日渐频繁，西南方的背夫、马帮和西北方的骆驼商队，先后分别开拓出了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亚欧国际经济贸易与文化流大通道。中国“古丝路”外向型经济体系，主要包括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之呼应的是神秘的东方世界，古中国发达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海洋文明”。
在当代中国大区域经济发展价值体系“对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复合系统”中，应须构建也必将形成两大价值系统：一是以长江流域经济带、黄河流域经济带和海岸线经济链构成的内生经济发展系统——“江河海体系”；二是由“海上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三条“古丝路”沿线经济复兴，而形成的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系统——“新丝路体系”。
长江、黄河流域经济带和沿海城市经济链，构成了比古代三条丝绸之路更为广阔、更为强势、更具潜力和张力、纵横交织的现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新体系。江河海体系和新丝路体系，两者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典型的现代特征，同具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古代南方、北方与海上三条丝绸之路和长江-黄河流域与海岸线经济，成就了千年封建经济的外向型与内生型发展。今天和未来的海岸经济链和长江、黄河流域经济带，必将并且已经开始造就中国新经济；现代意义上的南方、北方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重建亚美欧经济平衡，形成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复兴和重构江河海流域经济和丝绸之路沿线经济——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正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今日中国的宏大使命。
一、江河海体系：中国大区域经济发展之第一系统
长江流域经济带、黄河流域经济带和海岸线经济链，应是由国家主导或协调的“多点一线”经济区域合作模式。海岸线经济链，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中央直辖市、沿海经济特区以及沿海各区域中心城市构成。长江流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经济带，由东、中、西部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区域中心城市携手联动。
长江流经青、川、藏、滇、渝、鄂、湘、赣、皖、苏、沪11省市区，流域面积180.85万平方公里，流域西东长度3219公里、南北宽度966公里，横跨西南、华中、华东地区，缀联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穿越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圈、华中城市群—长江中游经济区、成渝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等经济区群。黄河，流经青、川、甘、宁、蒙、陕、晋、豫、鲁9省市区，横跨西北、中原、华北地区，缀联西宁、银川、呼和浩特、西安、郑州、太原、北京、天津、济南等中心城市，穿越京津冀一环渤海城市群—经济圈、中原城市群—黄河中游经济区、西北城市群—关中—天水经济区等经济区群。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客观要求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三个经济大区域版块相对接。这无疑是定位了全国西、中、东三大区域版块的协调发展之大背景。
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经济版块之间的资本、技术与资源、市场，尚未全然形成纵深交流、远程辐射、交互渗透与有机联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较高起点和雄厚基础上，继续腾飞，局部发展态势似乎甚而更为迅猛，而中、西部内陆欠发达地区在较低起点和薄弱基础上，望东部沿海项背而奋起直追，距离却还在拉大。这就是曾一度出现而今已然消弭的“中部塌陷”和“东西部三大经济版块漂移现象”。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因政策外生力和经济内生力的双重作用，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和以西安、呼和浩特一包头一鄂尔多斯为中心的陕西、西内蒙等先行区域，正以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领军西部经济;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华中城市群”和以郑州、太原、合肥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中原城市群”，正以强劲发展态势，昭示中部崛起。
长江、黄河沿线两条横贯东、中、西部的流域经济带，和东部沿海纵联南北、辐射海内外的海岸线经济链，将中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版块紧密缀联起来，实现观念、信息、资源、资本、技术、市场以及对外关系的相互对接、深度渗透和优势互补的互动效应，则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大大增强，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成效就会显著，中国经济就会更加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和希望。
从历史与文化意义上观察，长江、黄河流域沿线正是华夏先民从青藏高原昆仑山麓向中原、江南和巴蜀大迁徙的路线，流域沿线有天然的文化关系和经济脉象；东部海岸线沿途，又是华夏先民到达后开创了最早的中华文明——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制造业。黄河流域沿线和长江流域沿线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流播的路径与脉络是：沿江(河)沿海，共生互动。长江流域经济带、黄河流域经济带和东部海岸线经济带，自古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现代意义的长江、黄河流域经济带，是以沿线各省、市、自治区及各不同级次的主要城市为基本单元连缀而成，沿线各点经济品质殊异各有优劣，意在打造和强化东部带动西部的“异质合作机制与功能”;东部海岸线经济链，是以中央直辖的特大中心城市和特区为基本单元连缀而成，沿线各点经济品质基本等同各有特色，旨在铸就对外远程扩张的对内强力辐射的“同质联动机制与功能”。这个全新的全国性、国际化大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价值体系——“江河海体系”的整体性和个性化都较突出。
长江、黄河流域经济带，与以“京三角”、“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骨干的东部海岸线经济链，构成的“江河海”经济大体系中，海岸线经济链中的“京三角”城市群同时又属黄河流域经济带，海岸线经济链中的“长三角”城市群同时属长江流域经济带。京、长、珠三大城市群的区域态势，其辐射力，由黄河、长江下游(东部沿海)，、向黄河上中游(西北)、长江上中游(西南)(合为大西部)和黄河中游(中原)、长江中游(华中)(合为中部)涵盖内陆大部分地区，由海岸线直指海内外。
长江流域经济带、黄河流域经济带和海岸线经济链新体系，一改划地为牢的“省份经济”为省际联动的“大区域经济”模式。
从操作性层面建议，国家可常设跨部委联席机构“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委员会”、“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委员会”和“沿海与海域(海岸—海峡—海岛—海洋专属经济区)经济发展委员会”，可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分别兼任主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兼任常务副主任，统筹协调长江、黄河流域和沿海与海域(海岸—海峡—海岛—海洋专属经济区)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和建设、发展。原来的“长江委”仅以水利事业(防洪与灌溉)为职能。新的“长江委”、 “黄河委”和“沿海委”兼及全流域(全海岸、海域)的能源(水电)、水利(防洪与灌溉)、水陆交通(航运与海事)、省际工业配套立项、口岸贸易、动植物繁衍(林业、渔业)、矿产开掘、文化资源发掘与河床(海底)文物考古、干流水岸(河道、河床或海堤、岛缘与沿岸)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以及旅游产业开发联营等方面的跨省区协调管理。
二、新丝路体系：中国大区域经济发展之第二系统
中国大区域经济对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复合系统之副系统“新丝路新经济开放与发展体系”，不仅是对主系统“江河海新经济发展合作联动新体系”的补充，而且具有挖掘资源潜力，提升后发优势的多重效应。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崛起，东部三大城市群及城市群经济态势的形成，无不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奇崛复兴。东南沿海对外依存度很大的外向型开放式经济，接通海外资本和海外市场的，正是从那条1.8万公里“海岸线经济链”出发所对应的漫远深长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新丝路”。西部大开发，正是要催生古老的“南、北丝绸之路”沿线经济文化的伟大复兴——开发建设“南、北新丝路”。
“新丝路体系”，其原生雏型为“古丝路体系”，即对上古、中古和近古中国国内经济贸易发展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东西方文化交流，起过举足轻重的经济作用，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的“南丝路”、“北丝路”和“海丝路”古代三大“丝绸之路”。“北方新丝绸之路”、“南方新丝绸之路”和“海上新丝绸之路”，同构改革开放第二个三十年和西部开发新十年战略的“新丝路体系”。
（一）古老而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
古代“南方(西南)丝绸之路”，肇始于古蜀“五王时代”三星堆文化时期，相当于先秦夏末及商周时代，成熟于秦惠文王灭巴蜀、兴建古成都的周代末期，繁荣于秦汉唐宋，衰落于元明清及近代。古“南丝绸之路”，至少有着400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
“南丝路”从成都平原古城出发，其主干线(南干线)为两条先环抱而行、后合二为一的马帮驿道。东夷道(五尺道)和西夷道(灵关道)及两道汇合后的滇缅古道。东夷道以成都(三星堆)为起点，经川南叙府(今宜宾)、云南、昭通；西夷道由成都簇桥(或三星堆)启程，经川西南雅州(今雅安)、筇州(西昌)、云南昆明，在楚雄与东夷道汇成一线，再向西南经瑞丽、畹町而南出缅甸，通往西南亚各国，再经中西亚，最后抵达欧陆地中海沿岸(古希腊等诸国)。
古“南丝路” (茶马古道)还有北线、西北线、西干线等若干分支线路。其北线沿金牛古道可达长安(今陕西西安)，与后来逐渐形成的古代北方丝绸之路东延线在长安对接，基本上是后来川陕公路和宝成铁路的路线；古“南丝路”西北线，经都江堰向茂汶-松潘山地、若尔盖-红原草原，过郎木寺，通往甘南，到达古“北丝路”最早的起点天水，实则可看着是而今兰州—重庆的兰渝铁路和兰州—成都的兰成铁路的原始轨迹；古“南丝路”西干线，从主干线之一的西夷道重要节点雅州(今四川雅安)分叉，西经甘孜康定而通达西藏昌都、拉萨，直至亚东口岸(通往印度)和樟木口岸(通向尼泊尔)，实则是近现代“川藏交通线”的雏形。
不同朝代的“南丝路”主干线及分支线中途又生发若干短分支线或临时改变局部路线。
（二）纳入汉唐国家战略的北方丝绸之路及草原丝绸之路
古代“北方丝绸之路”，起源比古“南丝路”略晚，初始于秦，勃兴于汉，繁盛于唐。古“北丝路”最先起点在甘肃天水，后来起点东延至长安，主干线向西北往重要节点兰州及河西走廊三大重要古城武威—张掖—酒泉，过玉门关、古敦煌而人西域(今新疆)，经哈密、吐鲁番、达坂城，转向南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至喀什。境内古“北丝路”西端的疏勒国(喀什)，是货品贸易最大汇聚点，而非终点。由喀什经叶尔尕特口岸、红其拉甫口岸等出口，向中亚、西亚地区，经里海南岸城市德黑兰，而达欧洲罗马，再环抱地中海分出南北两支线，北至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南经耶路撒冷至开罗(苏尔)。古“北丝路”后来又从达坂城附近向天山北坡分道而行，开拓出一条“北新线”，经迪化(今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奎屯、伊犁河谷，以伊宁为另一个新汇聚点，经西北亚通往欧陆。
古“北丝路”与古“南丝路”分别联结亚欧各国，殊途同归。
古“北丝路”以其东延线从天水到长安，直间接分别与古“南丝路”分支西北线和古“南丝路”西干线相沟通；同时，古“北丝路”南复线在喀什以南的大夏国印度河口向南经古城伊斯兰堡，人身毒国（天竺）至新德里城，与古“南丝路”西干线终端相衔接。
当“南方丝绸之路”兴起不久，古中国曾开辟了一条“草原丝绸之路”，肇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中期，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方丝绸之路”的前身。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从长安到欧洲大陆的商旅之路以后，“草原丝绸之路”起始段划属“北方丝绸之路”的新支线，因其中段、尾段已与西汉“北方丝绸之路”重合，“草原丝绸之路”已随沧桑变故而逐渐消逝于历史的云烟。
西内蒙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黄河沿线一带地区，正是古代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必经区域和重要商品集散地。草原丝绸之路东端是蒙古高原。匈奴、突厥和蒙古等马背上的民族异常活跃，曾先后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北方经济史上，虽然控制或统辖草原丝绸之路的民族和国家在不断变迁，但这条“草丝路”却依然通达繁忙。草原丝绸之路的西端是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衣料，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最早在其著作中提到“赛里斯国”即中国。
公元前后，匈奴族是蒙古高原的统治者。匈奴失势后，鲜卑等民族崛起，直至南北朝时，突厥族从蒙古高原到哈萨克丘陵建立了东、西突厥汗国，继而控制着草原丝绸之路。突厥是6世纪中叶在我国西北兴起的游牧民族。北周对突厥“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时，“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突厥贵族每年坐收丝绸数十万段，将其中的大部分，通过草原之路运往西域、中亚、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等地。本来波斯为丝绸之路的要冲，并控制着丝绸对西方的贸易，后来突厥族直接与东罗马帝国交易，为避免波斯的中间剥利，突厥与东罗马帝国联合向波斯宣战。公元7世纪三四十年代，回纥在漠北兴起，回纥强制行以马与唐朝的绢进行交易，史称“绢马交易”。回纥从汉人手中获取大量的丝绸，并通过粟特商人，从草原之路运往西域、中亚。
无论在汉武帝派张骞开拓西北戈壁绿洲上的“北方丝绸之路”前前，“草原丝绸之路”一直在东西方贸易交流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主通道，位于“北方(西北)丝绸之路”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东汉“北方丝绸之路”屡创奇迹。东汉班超受朝廷委派负责北方丝绸之路的亚欧商贸与文化交流，在中欧贸易的“桥头堡”喀什“盘橐城”驻守了十八载。唐宋南北丝绸之路，已然谱写着通过西部陆路口岸对外开放的辉煌历史，万邦来朝，盛况非凡。直至元朝，草原铁骑军团沿着北方丝绸之路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大半个地球，古老的“亚欧大陆桥”——北方丝绸之路就此走向衰微。元朝海上军事力量和海上贸易已然兴起。至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几乎全然将陆路南北丝绸之路取而代之。当今西内蒙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正可以看作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经济的某种复兴。
（三）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于元明之际。明朝中国的巨型船队环游全球，正式开创、扩大和延伸了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并沿着上古先民的海上远洋足迹，再度浩浩荡荡抵达南美洲，还带回了至今繁盛不衰的烟草、 辣椒等农作植物品种及其栽培、加工技艺，为东西方文化传播交流和人类文明融合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了上古、中古就已肇始的南北 “丝绸之路”的相当繁荣之盛状，尽管 近古开拓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除却“河姆渡”、“良诸”、“大汶口”文化时期一度繁盛的的原始农耕文明之外，长期以来，中西部才是发达开放区域，沿海仅是蛮荒偏僻之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东南沿海出口主导型经济空前繁荣，已大大接近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距离;而中部地区经济正蓄势待发，差距尚大。倚重西部大开发及中部崛起的历史基础，以资唤起“南方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沿线经济文化的伟大复兴，找到大西部自我开放的国际口岸和外在动力，乃十二五规划和西部开发新十年的重大战略取向。
以长江流域城市经济带、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带和海岸线城市经济链构成的“江河海流域城市经济链带”区域发展体系，作为中国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主系统;同时将西部地区贯通西北亚的“北方丝绸之路”和贯通西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大中小城市群团及城镇群，营构成两个发散式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城乡经济复合链”，还要营造“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近海大陆架、领海岛屿群海域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海域的“海洋经济链”，“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构成的“新丝路”体系，作为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之主系统“江河海大体系”的副系统。惟其如此，中国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新布局才将日臻完善。
原载：http://www.chinareform.org.cn/area/west/Report/201405/t20140521_197823.htm
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网
构建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 造就经济开放型发展新格局
“南丝路经济带”不可或缺于国家战略
刘斌夫
以“新丝路”战略主导和引领，当前中国经济新格局正将形成，并必将走出价段性的经济低迷，催生、渐进中国经济新常态。
笔者十年前在专著中首度提出以构建“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为目标的“新丝路”及“流域经济带”战略建言，近十年来不断在系列专著和国家高层内参中推演。
以2013年9月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以“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主题的激情演讲迅捷达成全球共识为标志，“新丝路”发展理念从专家动议始渐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一、带与路 同构中国经济开放型发展新格局
1.一带一路，是造就中国经济全新战略格局的突破口
目前一些文件和传媒把“新丝路”总体战略简称为“一路一带”或“一带一路”。
“一路一带”，意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即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则上述“一路一带”或“一带一路”，并非中国区域经济新战略的全部，而只是其中局部或突破口。
如果“一路一带”或“一带一路”的概念表述不够准确贴切，势必影响到战略布局的前瞻性、完整度和持久生命力。
2. 三路三带，是构建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的全攻略
作为“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的两大子系统之一的“新丝路系统”——侧重扩大对外开放兼济自我发展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理应包括三条丝绸之路，即：北方(中原-西北→中亚→西亚→欧陆)（陆上）丝绸之路、南方(西南→南亚→中亚→西亚→欧陆)（陆上）丝绸之路和（东南沿海→欧美）海上丝绸之路，所同构分别以中国西中部地区及东部沿海为起点、联结全世界的丝路沿线国际经济交流合作发展带。
而“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另一子系统——内生兼济外倾的三条“流域经济带”，囊括了资源环境迥异、经济异质联动的“长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和资源环境近似、经济同质共生的“海岸线经济带”（海岸线经济带包括环渤海沿岸和珠江流域），姑可称之为“江河海系统”，是联结西、中、东部不同经济地理板块的流域沿线国内经济开放合作发展带。长江-黄河-海岸线流域经济带包罗其全流域城市群、各大城市、各省区，是调动全域资源环境要素的全面开放发展战略，而非仅指江河水路交通线或滨海沿岸风景线。
相互穿插融汇的“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的“丝路经济带”和“流域经济带”两大子系统，似可简称之为“三路三带”。
无论三条“丝路经济带”还是三条“流域经济带”，皆须以高速铁路、远洋航运等现代陆海交通物流体系为纽带，以城市群经济为依托，以区域经济高地为支撑点和出发点，以沿线、沿岸城市为节点，以沿边、沿海口岸为桥头堡，以国际自由贸易区为结合部，以经济圈为聚合面，充分发挥地缘、区位、资源、环境等多重优势，同构大区域经济新格局，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重建亚美欧国际经济平衡新势态。
二、带与路深度解析：南丝路经济带不可或缺
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画了狭义的“一带一路”示意图。此图只勾勒出“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大致走向，或缺“南方丝绸之路”。而且，该图上“北丝路”新疆段，只标出途经北疆乌鲁木齐至伊犁出境的新北线，而未标示途经南疆库尔勒至喀什出境的主干线；整条“陆上欧亚新丝绸之路”也只是传统铁路轨迹上的简单连线，而未表达和体现“欧亚国际复线高铁”及“泛亚高铁网”等现代交通物流体系建设愿景。
然而，“南（新）丝路经济带”与“北（新）丝路经济带”互动共生、并驾齐驱、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国家未来战略发展图景上不可或缺。
发端于上古，先后起点于西南巴蜀地区广汉三星堆和成都簇桥，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条纵横亚欧的国际贸易、经济技术合作与文化交流路线的“古南丝路”，比之兴于秦、盛于汉、起点于陕甘豫的“古北丝路”和萌芽于汉初、起点于东南沿海的“古海丝路”，起源更早，成果辉煌。
而今，集合“成渝（西南）城市群”、“西北城市群”和“大西三角经济圈”，以经济重量可超3万亿元的西部经济大省四川领军，包括内蒙西片区、陕西、重庆等省市区在内，正在加快筑建“中国西部经济高地”。西出南线的“新南丝路”担负着西出西线的“新北丝路”和东出东南线的“新海丝路”同样重要的职责和使命。
北、南“新丝路”，分别以“西三角经济圈”西安和成都等特大中心城市为出发点，以新疆、和云南等沿边省区为出境口，对应着“西出南线”和“西出西线”的西部大开发新十年向西开放战略指向。
西出西线“新北丝路”分别以新疆喀什、霍尔果斯、阿勒泰-北屯为西部内陆出境三大口岸城市，以正在筹措的“中西亚自由贸易区”为结合部，积极规划建设亚欧国际高速铁路，向西直往欧陆，形成“中西亚-亚欧经济走廊”；同时，西出西线西南支线以喀什为桥头堡，积极建设“中巴铁路”及沿线输油输气管道附属工程，向西南直通巴基斯坦——位临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咽喉的霍尔木兹海峡湾口处由中国援建的深水港瓜达尔港。
西出南线“新南丝路”正是从以成都、重庆、西安为支点的“大西三角经济圈”出发，分别以广西南宁-北海-钦州湾-防城港（城市组团）西部唯一出海口岸和云南瑞丽、景洪两个陆上口岸为桥头堡，以如火如荼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结合部，加快规划建设南亚国际高铁和国际高速公路，向南通达东南亚“东盟十国”，拓展“南亚-东南亚经济走廊”；同时由瑞丽-畹町及腾冲向西经南亚、中西亚，与“新北丝路”汇合而殊途同归，直达地中海沿岸欧洲大陆各国。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包括由“古海丝路”下南洋抵达中东和欧洲的“南出西干线”，亦应规划以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圈为依托和支撑，链接国际自贸区新语境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东出亚太干线”，和以京三角-环渤海城市群—经济圈为依托和支撑，穿越东北亚的“东出北支线”；并且，“新海丝路”不仅可以从“海岸线经济带”海运发达的海港城市出发，甚至也可从“长江经济带”沿岸西中部重庆、武汉等内河港口特大中心城市出发，而由“黄金水道”顺江东下，借船出海。
作为中国大区域经济发展全新价值体系的“丝路经济带”及“流域经济带”战略决策规划，必须在锐意深化改革、更加扩大开放的思维框架下，推陈出新，顾及全局，棋高一筹，着重优化资源配置，力避思路狭隘化、单一化和碎片化。
（作者单位:中国新丝路经济发展研究院）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川商》杂志和2015年8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
《构建“江河海”与“新丝路”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
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网
http://www.chinareform.org.cn/ar ... 20140521_197823.htm
原载：http://www.chinareform.org.cn/ar ... 20140521_197823.htm
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网
宏观经济学家刘斌夫2004年写作《中国城市走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就率先提出以“北方、南方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黄河流域和海岸线经济带”同构“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的全新价值系统和发展理念，尔后近十余年来相继在多部专著《策划重庆，策划四川——构筑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4）、《新体制经济学泛论》（人民出版社2010.12）、《中国拐点：西部开发二十年》（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5）、《策划中国：经济大转型》（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5）等书中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多篇内参特稿中反复演绎“新丝路战略”。
本文为作者十年来发表在国务院内参和已出版的多部专著中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流域经济带新思维的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