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志仁，广州最早的个体户之一，也是全国第一位成名的个体户，曾经是一代创业青年的偶像。
1979年初，回城知青荣志仁申领了个体执照，靠100块钱起家，在广州西华路上开了只有几平方米的“荣光”小食店，推出每位一角钱，有粥有粉的“学生餐”。
这是当时全城最便宜的早餐，恐怕也是后来“搭配式”快餐盒饭的萌芽。荣光小食店由此一炮打响，大受欢迎，生意红透西关几条街，名镇羊城。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讲究衣着，荣志仁在1987年转行做时装，创办凯萨琳服装店，成为广州很有名的高档时装店，创下他事业的第二个高峰。
但不久他就在国内销声匿迹。之后，他出国游历，用5年时间去了十几个国家。
1994年回国后，他婉拒了许多人要和他合资重新做起“荣光”的要求。当物质问题解决后，他开始改行从事自己真正热爱的艺术事业，担任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
如今，荣志仁用多年来经营所得买了几间铺子，专门用来出租，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任何时代,创业都需要有眼光
容志仁说，之前的创业，是运气、环境、市场调研加眼光，成就了他。如今，整个创业环境已大不同。
第一笔“风投”是口铝锅
1979年3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四个月,容志仁从报纸上看到党和政府提倡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个人从事个体劳动。但当年的“创业”与现在相比，少了凸显个性的理想色彩，“完全是为了生存，也没有人会为你鼓掌叫好，更没有‘风投’，刚开始甚至有点抬不起头来做人的感觉，就一个‘敢’字支撑着我。” 容志仁说。
生于书香之家的容志仁，本打算靠自己工艺美术的特长谋生。说白了，就是帮人写点挥春，画几幅人像，或者是帮一些小店做点工艺设计。但在他准备开店之际，周边的街坊却有了不同的意见，“我们这里既不是商业区，也不是文化区，你搞这些肯定没生意。我们这条街上没有早餐店，你还不如搞个早餐店。”面对现实，容志仁开始做市场调研，发现方圆几公里之内确实没有早餐店，于是他便决定听从街坊们的建议。
为了学习好的烹调技术，容志仁那段时间天天跑到别人店里吃牛腩，偷师学艺，终于开起了自己的“容光”饮食店。
早餐店启动资金只有100元，还是他和太太辛苦积攒下来的。买碗买碟，买猪骨、买配料……一路买下来，最后还差一口大锅。“好彩后来街道文化站借了我们一口大铝锅，可以勉强看成是拿到的一笔‘风投’。”容志仁笑着说。
开业第一天，“容光”只卖了20斤猪肠粉，但那时同业竞争小，只要肯努力都可以赚到钱。上世纪80年代初，“容光”饮食店每天都可以赚到一两百元，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300斤猪肠粉。
任何时代创业都要有眼光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饮食店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大。当早餐店因为城市改造被拆除后，容志仁决定“另辟疆场”，转行做服装。
出手之前，他照旧做了市场调研。他每天在西湖路灯光夜市和教育路的高档女装店晃，发现人们越来越注重穿着，女人的钱也最好赚。1988年3月，容志仁在教育路开了一家高档时装店，因为这里有西湖路的夜市，又靠近北京路，一开张就非常旺。
容志仁很有心思，他把握时机迅速扩大了规模，联合朋友开了8间店，把整个教育路的高档时装生意带旺了。当时，容志仁的“凯莎琳”高档时装店在教育路是最大的，时装都是从港澳进口，尤其受欢迎，一件衣服最低都要三百元以上，最贵的还有六千多元一套的晚礼服。
利润比原来做饮食高出了十倍都不止，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容志仁却突然出国了。
1989年，容志仁应“日本生活协同组合”的邀请，到日本酒田市演讲。同年，容志仁带上10万美元去了美国塞班岛，开了一家名为“高雅酒家”的餐厅，专营粤菜。
塞班岛有4000名中国劳工，来自广东开平、山东青岛等地。晚上，前来“消夜”的劳工把餐厅座位占得满满的。3美元一碗粥，5美元一碟牛肉炒粉，劳工们通常每人一碗粥，4个人分吃一碟粉。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吃到地道的家乡菜，还可以听粤曲、看魔术。两年后容志仁卖掉酒家，小赚一笔，去了南非，开始涉足贸易。
“一开始还是不错的，从中国海运过来的第一个货柜很快卖完了。主要是牛仔裤、布鞋、豆豉鲮鱼等等。牛仔裤很便宜，黑人喜欢穿。服装的利润也很高，布鞋可以赚到两三倍的利润。还有一种畅销货叫‘神奇药笔’，南非没有苍蝇也没有蚊子，就是蟑螂多，‘神奇药笔’对付它们很管用”。
在南非的日子，容志仁跟一些老侨领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当中国内地的公司去开发南非市场时，只会说粤语的老侨领时常请容志仁担任翻译。
此后半年，当第二个货柜运到南非时，香港商人和台湾商人已经在南非直接开工厂，容志仁敏锐地意识到危机。“海运运费很高，竞争不过他们，没的做了。”竞争压力加剧，生意难以为继，容志仁再次调转船头。
在广东一批老艺术家及家人的要求下，1994年容志仁回国。
此后，他一直从事与文化艺术有关的工作。现如今，他有多个头衔：中国艺术家协会南方艺术创作中心主任委员兼理事长、广东话剧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华文国学研究院客座教授等等。
第一个向中央“要政策”的个体户、百年太爷鸡掌门高德良：
1981周桂山的曾外孙高德良开设“周生记”食摊
少看“成功学”，时刻做好失败的准备
广州，越秀区有条“老街”文明路，里面有不少老建筑。文明路37号的骑楼里，有一间名叫“周生记”的太爷鸡，开店35年，差不多卖出了125万只鸡，成为粤菜经典。
太爷鸡的成功，得益于“掌门人”高德良的经营胆魄。当年仅仅是个刚创业的小小个体户，为了给自家店“要”政策，“要”贷款，他就敢直接“上书”党中央。
他的这一大胆举动，不仅为自己，也为当时的一批创业者推开了一扇新的门。
1980年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祖国大地，当时在国营工厂当铆焊工的高德良不甘心一直过平庸的日子，想起了祖传的太爷鸡。于是他毅然“下海”，在家人的帮助下，筹集了500元领了工商执照，将太爷鸡重新开档。高德良由此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也是中国最早的个体户之一。
然而，政策限制和社会偏见令高德良举步维艰：个体户雇工超过5个就是“资本家剥削”，日营业额超过100元就课以重税，向银行贷款更是难上加难……个体户们普遍感到困难重重。高德良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周生记”的营业额从第一个月的7000元直线下降至第三个月的3000元。
年轻气盛的高德良辗转反侧，终于，在1980年11月写下了那封至今看来仍具建设性与代表性的长信，“上书”党中央，为个体户“请命”。
在信中，高德良以“个体户有没有前途？目前对个体户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街道对个体户的高达营业额2%至5%的管理费是否合理？是扶持个体户，还是限制…”等8个问题开篇，慷慨直言道出了当年个体户的困境和疑虑。
在信中，高德良还提到，“周生记”与外商谈判在香港地区代销太爷鸡，在深圳、珠海两地设点经销，如要扩大必须增加人手，一增加人手，就是“雇工”。个体工商业者的地位发生质了的变化，算不算“资本家”？是“红色”还是“灰色”？法律上能不能保证“他”的地位？
高德良还反映了当时国家银行对个体户贷款的限额和利息的不合理。“当时‘周生记’要求贷款3000元，仅贷了1000元，就宣布到政策界限了。
获得全国首批银行贷款
没想到，信邮寄出去不久，中央就派人下来调查。在中央调查组到广东调查的的同时，广州工商、税务等部门也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此展开专门调查。
终于，政府部门决定通过试验的形式，着手研究该如何解决这些在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随着政策的落地，雇工人数得到了放开，税收也进行了合理的调整。
1983年，国家实施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政策，广州便是其中的一个试点。高德良成为了最先获得贷款的受益者。
1983年6月，他第一次获得4000元贷款，“太爷鸡”的经营规模得以扩大。
民企不能一味求“大”
时间一晃就是30多年。如今，除了文明路总店之外，“周生记”太爷鸡还有三家分店。对于一家有名的老字号来说，这样的规模似乎有些“小气”。事实上，早在十年前，“周生记”的扩张就已停顿。不是没人寻求加盟，而是高德良不愿。
1987年，高德良凭着太爷鸡的生意，用80多万元在香港买了房产。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德良店里的年营业额最高时能达到900多万元，每年都有一两百万元的利润。
“周生记”太爷鸡曾在广州尝试吸收了2家加盟店。这两间店开业后，一下子就有三四十个投资者前来接洽。
但是，看到这个形势，高德良反而停下了。他认为，熟食一定要当日售清。加盟店生意好，就会拼命加货，但是因为总店不包退货，一旦卖不出去，马上就亏了。这样，最终也会殃及总店。他对如今电商汹涌、敲钟上市等时髦做法也并不在意，最根本的还是做好产品质量。
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用‘强’、‘长’、‘精’三方面去衡量。只有创造知名度高的品牌，才能开拓更宽广的市场，拥有了市场，企业自然会发展壮大。
当然，太爷鸡也在与时俱进，现在也有了乳鸽、猪手、熏鱼等20多个品种，适应不同食客的需要。而高德良的儿子这些年来也参与经营，在考虑做电商推广、微信营销等。
面对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一波商业浪潮，老个体户高德良想对年轻的创业者们说，尽量少看“成功学”的书籍，并时刻做好创业失败的准备。“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呢，我当年拿着500元开店的时候也想着会失败的。大不了打工还债。”
早期的个体户97%都倒闭了，存活下来的品牌也大部分易手他人。回过头来看，荣志仁、高德良等那一代的创业者，大多没有学过经济、工商管理等知识，却成为成功私营企业家。
作为第一代个体户，谈到现在的创业环境，他们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好”。“我们那个时候是‘饥民’、哀兵。”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很不好做，吃不了苦的赚不到钱，哪怕是个洗厕所的、扫马路的，也可以欺负你个体户。“现在的政策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货畅其流，是最好的。”
个体户，一个属于改革开放的传奇，
从街巷里起步，最终走上了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而今天，个体和私营企业已经占到中国市场主体总数的94.8%，创造了全国60%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