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一篇题为《甘肃一家六口因贫穷服毒自杀：3年前低保被取消》的文章，以绝对的悲情占据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8月24日，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年轻母亲杨改兰，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四个孩子后，服毒自杀不治身亡。在料理完妻子及孩子的丧事后，9月4日，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也服毒身亡。
这篇文章的导读，给这起惨剧做了定性，在“记者调查发现，事件的原因最终定格在贫穷，无低保，甚至孩子上学都没有件新衣服”上。
我很诧异，记者的职责是通过采访报道还原事实真相，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在文章中轻易地下肯定性的结论呢？自杀以及杀害自己亲生骨肉的原因极其复杂，可能是对生活失去了信息，可能是心理患有疾病，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悲观绝望，况且，文章的标题说的非常清楚，取消低保是三年前的事。
我仔细阅读那篇文章发现，虽然该记者描述了这个家庭的贫穷，比如住着已经有52年历史的土坯房，比如一家六口蜗居的房屋只有10平米左右，比如家里最值钱的家当是三头牛和一口猪。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村民接受采访时说，这一家六口之死与家庭贫穷有关。相反，包括杨改兰的家人，大家都不理解杨改兰为什么要这样做。
显然，贫穷与自杀及杀死自己的孩子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篇文章的标题与导读是在故意误导公众。
果不其然，这篇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公众对当地政府的批评与质疑此起彼伏，有的质疑低保待遇为何取消，有的批评精准扶贫严重缺位，甚至还有人创作了《你有三头牛你无法吃上低保》的诗歌，击打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毫无疑问，当一家六口之死与当地政府失职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愤怒的火焰一下子被点燃了。
当地的低保和扶贫工作或许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所有的批评与质疑，似乎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这个杀死自己亲生孩子的年轻妈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恶魔。根据报道，杨改兰给三个小一点的子女服下毒药后，让大女儿也喝毒药，大女儿拒绝，杨改兰则“用斧头打了大女儿，大女儿的头部和身上都有被钝器打过的外伤”。
这是何等的心狠手辣？用灭绝人性形容毫不过分！虽然杨改兰最终也自杀身亡，但她的自杀并不能免除她杀人的罪过。四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虽然均系杨改兰所生，但自从他们脱离母体开始，他们就是独立的个人，任何人包括他们的母亲，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们的生命。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而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被悲情遮住了眼睛，好像杨改兰只是一个被当地政府抛弃的无辜受害者。
杨改兰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从已有的报道来看，基本排除了杨改兰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那么剩下的，就是她对未来生活的绝望，而贫穷则是绝望的根源。做这样的逻辑推理，或许与杨改兰自杀以及杀死自己的孩子的事实不完全相符，但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探究杨改兰一家贫穷的根源时，舆论又一次把矛头对准了当地政府，对准了精准扶贫与低保政策。我相信，中国的精准扶贫与低保政策确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也有极大的改善空间，但即使是再改善再调整，说实话，都难以把像杨改兰这样的家庭从贫穷中解救出来。
杨改兰虽然只有28岁，但却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孩子八岁，最小的孩子三岁，还有一对双胞胎均为五岁。就是说，从刚刚成年开始，杨改兰就一直在怀孕生育，在无休止地怀孩子生孩子喂孩子带孩子哄孩子。如果不是自杀身亡，估计这种暗无天日看不到尽头的日子还要继续下去。要说绝望，我想说，人生最大的绝望莫过于此吧？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个人的日子亦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国家的扶贫政策固然重要，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只有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个人有脱贫的意愿，国家有相关制度保障，每个人才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腾飞的成就，与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让更有的人尤其是更多的女人，从生育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参与社会经济建设，改变着自己以及家庭的命运。报道说，杨改兰的孩子连穿的衣服都没有，冬天在炕上不下来，夏天光着身子跑来跑去。我相信这是客观事实，我更相信，如果绝大多数城市里的人也像杨改兰那样生四个孩子，他们的生活水准也会降到杨改兰的水平！
自杀是自己的选择，但是她的四个孩子因为超生全都没有户口，在户籍制度如此重要的中国，黑户相当于是不受法律国家任何保护照顾的“隐形人”，政府也以此为借口取消了他家的低保。
自杀之前， 杨改兰的丈夫向工地预支了1500元工资准备让女儿上学，然而因为户口原因，女儿并没有能上学。
我们不知道这位母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选择了和孩子一起死去，但是，“何不食肉糜”的群众太多，嘴上说的绝望永远比不上他们实际经历过的万分之一。
“国家的扶贫政策固然重要，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
在国家现行金字塔的构建下，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资源分配不均显而易见并且没有办法改变。扶贫政策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给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们看到未来的希望。
社会主义好
当地政府就没有任何责任吗？！
周带鱼写的吗？看了辣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