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洛博比尔尼波斯游戏与娱乐是世界性的活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都参加这些活动。从某些方面看，这些行为大都相似，不分国界和文化，然而同时又有些重要的差别。
用几个国家的事例来说明文化和文化传播对休闲和游戏的影响。在纷乱动荡的世界里服务青少年的挑战。在这两节，我们将扩大讨论范围，包括了青少年和青年，因为他们能反映世界青少年娱乐和休闲中更为广泛的情况。
青少年文化和参加模式福纳斯（fornas，1995)从瑞典人的角度写道：青少年文化具有灵活性、机动性、广泛差异性等特点，并时常向不同方向变化。青少年属于未来，他们与文化中的新事物 紧密相连。但从负面的角度来说，青少年时期又常和未来潜在的危险相联系。由于对未知的恐惧，以及人们悲观地将青少年文化诊断为堕落，青少年的道德和准则就自然地被 视为对现代社会的违背与罪恶。
从积极方面来看，青少年一直与希望、新生活和进步相联系。青少年是未来的成年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将会掌握权力、成为决策人。这种生物的、精神动态的、社会和 文化条件下的灵活性赋予了青少年一种强烈的感知能力，使他们能够感知深刻而不明显的社会运动，同时清晰地将其表达出来。但是福纳斯又指出，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是 大胆的创新者，有许多人非常保守、循规蹈矩。这或许是因为当他们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都在经历一场难以捉摸的剧变时，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安全感。
澳大利亚作者理查德埃克斯勒（richard eckersley，1997)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描绘了三种类型的青少年：后现代的、现代的、转型期的。后现代的青少年见多识 广，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现代技术。他们自力更生、锐意进取、幵拓创新、勇于争先，擅长城市生活，时刻准备捕捉机遇。也就是说，他们适应后现代的世界：他们适应稍 纵即逝、分崩离析、多元纷呈的状态；他们习惯了真实与虚幻之间没有绝对和模糊之分；他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物理空间里同样感到轻松自在；他们准备好迎接众多的机 遇、令人振奋的选择、无限的自由，同时还准备好了面对危难和风险。
现代型的青少年大多数都能成功地完成从青春期到成人期的转变，成为教养良好的成年人。他们珍爱家庭，享受生活，有信心能够获得所渴望的东西，比如理想的职业、 旅游、伴侣，最终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尽管有部分青少年会走上犯罪、吸毒的道路，有些会饱受抑郁症和饮食失调的困扰，有的甚至会失去生命，但是这些人只是少数，而且通常他们是个人境遇的受害者。
转型期的青少年愤世嫉俗、离群索居、悲观消极，幻想泯灭、遁世漠然，许多人迷茫困惑、怒气冲天，不清楚未来有什么等着他们，社会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他们虽然 继续在“这个体制”中工作，但却不再相信它，或不愿意为它服务。从这一角度来看，自杀者、抑郁病人、吸毒者、违法犯罪者仅仅只占了数目惊人的心理疾病患者中的少 数，只是冰山一角而己，也许今天大部分青少年都多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吧。
通过引用广泛的例证研究，埃克斯勒认为上述三种类型的人都不难在身边发现：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人，抱有对事业、家庭、幸福的普通梦想的人，对于未来焦躁、悲 观的人。在本章中，我们所关心的是所有青少年的娱乐活动，其中包括有问题的青少年，没有问题，但尚不具备成年人的知识、能力、技能的人，以及准备充分，但却不使用 那些知识、能力、技能的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第一种人一一有问题的人。
新西兰的雷德勒和库什曼（laidler&; cushman，1996)提出类似的发现，他们观察到青少年喜欢运动，比如锻炼、跑步、游泳、划船、幵车兜风。他们同时还指出，青少年花很多休闲时间在较为轻松的活动上，如放松、无所事事、听音乐、逛酒吧。
年轻女性最喜爱的休闲活动是听音乐、看电视/录像、拜访亲友、阅读、散步、外出就餐和正式的体育项目。同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艺术和手工在女孩中相对比在男孩 中更受欢迎。男女之间和有不同条件的人之间对休闲活动参与的差别激发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所有青少年都能自由参与休闲活动，或休闲参与是否受到社会结构因素 的影响，如社会等级、性别等。在《世界休闲活动的参与：地球村里的自由时间》一书中，作者库什曼、威尔和佐扎内克（cushman，veal&; zuzanek，1996)特别提到，尽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方法不一，但加拿大、法国、德国、中国香港、以色列、波兰、西班牙、美国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出相似的参与模式。
青少年把很多精力花在许多休闲活动上，包括使用电子设备。在澳大利亚，看电视占去了 1317岁青少年空余时间的三分之一，是最耗时的一项活动。研究人员丘比特和 斯得科布里奇（cupitt&; stockbridge，1996)发现这组人群平均每天花2小时19分钟看电视。他们的数据还显示第二耗时的活动为听广播、磁带、唱片和外出闲逛，每项活 动平均每天占40分钟。他们花在电子娱乐活动的时间（53%)超过了非电子娱乐活动（33%)。剩下的时间（13%)是用电子或非电子方式做作业。电子娱乐活动包括看电视 (34%)、听音乐（10%)、玩电脑/打游戏（5%)、看录像（4%)和去电影院（约1%)。非电子娱乐活动包括外出（10%)、嬉戏（3%)、运动（8%)、闲逛（8%)、阅读、 绘画或写作（4%)。男生明显比女生花更多时间看电视和运动，而女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上。
青少年每天差不多花5小时在休闲活动和家庭作业上，其中一小时是在同时干两件或更多件的事，比如听广播、看电视或听事先录好的音乐。在1317岁的青少年中收音 机、磁带、cd机的普及率非常高，而且年龄越大，个人房间内拥有电子产品的比例就越高，但是男生拥有电视机、个人电脑、电视游戏的比例比女生高（cupitt&; stockbridge， 1996) 。
在1997年，人们特别注意到了收音机、录音机、cd机、电视机等媒体设备的高拥有率。电视游戏（48%)、掌上游戏机（35%)、个人电脑或笔记本电脑（20%)、录像机 (16%)、付费电视（5%)的拥有率逐渐攀升。男生比女生更多地拥有电视机（45%: 31%)、电视游戏（63%: 31%)、掌上游戏机（45%: 23%)、互动电脑游戏（55%: 16%) (cupitt，nugent&; ramsay，1998)。另外电子媒体的使用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2004年的数据显示，青少年花在电子娱乐的时间和电子产品的拥有率均呈指数增长。
有关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休闲的研究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幵展过，本文是对普遍的青少年文化与参与模式认识的综述。我们现在想介绍其他一些研究，来说明种种不同的 思想和方法。
派雷拉（pereura，2004)在葡萄牙北部观察了孩子们使用运动场的情况。她认为运动场地对于支持发展和促进健康生活方式非常重要。她在葡萄牙北部四个地方的38个 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半数地区的运动场数量不到5个，而且场地并不设在孩子最多的地方，运动器械也很有限。派雷拉总结说，孩子们运动机会少是由于缺乏运动场地和有趣的运动器械。她另外还指出了运动场地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富裕地区运动场地多，而相对贫穷地区的运动场地则少。
斯维特曼和海兹曼（sweatman&; heintzman，2004)在加拿大研究了户外夏令营经历对青少年心智的影响。他们主要研究了2个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的11名参与者，观察 了他们为期1个月的营地生活。通过与参与者的深入访谈，作者发现他们都表示夏令营对他们的心智有着积极作用。由于营地设置在大自然中，青少年们便因此能暂时远离城市生活。他们在经历了组织严密的集体生活和松散的个人生活后，能够静下心来反思自己，因此大多数参与者都感到营地生活增进了他们积极乐观的精神。
克勒普与亨德里（kloep&; hendry, 2993)探索了“把成年人向青少年提供保护作为其社会化的一部分的思想，与青少年感知到的受控制、挑战和无聊的想法之间的矛 盾”。在相关部分，作者举出了先前一项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引用了苏格兰、瑞典、挪威青少年的认识。克勒普和亨德里发现成年人的过度关心破坏了青少年许多重 要的学习机会，他们总是在精心安排、干涉青少年的空余时间。这些成年人的行为阻碍了青少年正常安排和参加自己的业余活动，这样产生的结果是青少年经常感到无聊，没 有得到挑战，被迫参加不感兴趣的业余活动。两位作者还向家长们提出忠告和建议，以帮助青少年“在兴奋与无聊、挑战与风险、顺从与自我管理中找到平衡点”
加拿大的研究者于恩和萧（yuen&; shaw，2003)分析了玩耍对于抗拒和加强性别意识的重要性。他们比较了孩子自发的玩耍和成人引导下的玩耍的不同影响。自发玩耍 通常包括解决问题、协商、即兴创造的过程，能够为孩子们培养能力提供机会。于是“当孩子们产生了自己的想法时，他们就有能力去抵制有关性别的传统观念” 。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
挪威的一项研究（vestel，2004)显示，在鲁登加（rudenga)郊区的一个多民族聚居地，休闲活动改善了青少年之间的社会关系，减少了文化差异。通过问候、语言练 习、运动、恋爱关系和音乐训练，一个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少年组成的极具凝聚力的社区就此诞生。这些青年人来自巴基斯坦、索马里、冈比亚、摩洛哥、厄立特里亚、 土耳其和伊朗的库尔德斯坦地区、智利、西班牙和挪威。该社区一个显着例外是很少有来自相对保守的穆斯林家庭的女孩。
在以色列，阿法克（aphek，2001)幵展了一项由以色列教育部发起的计划，让十一二岁的孩子帮助年长者学习网络和电脑技术。这项计划的目标是缩小网络和数字化带 来的年龄代沟问题，由熟悉电脑、网络的孩子们把这种新语言教给不太懂电子产品、不会用键盘的老年人。这项实验包括孩子们和老年人一起写一本迷你电子书，讲述老人的 生平故事。这个计划幵展非常成功，同时也为阿法克臝得了以色列福特基金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