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事件为何影响如此严重?

事件大致是这样,一位名叫christopher wylie的爆料人称,facebook 将5000万用户信息泄密。
最初,一名来自cambridge analytica(中文“剑桥分析”)公司的心理学教授亚历山大·科根通过一款名为“thisisyourdigitallife ”的app打着心理研究的旗号向社会大众收集资料,前后约有30万用户进行了注册,在注册时,用户被要求授权获取其 facebook 资料。而这些资料并未被用于心理研究,而是另有所图。
首先一个问题是,30万人注册,怎会泄露5000万人信息?
其中一部分原因用户在授权获取其facebook资料时,除了注册者本人,所有他facebook上好友的信息也被一并读取。最终这款app用顺藤摸瓜的方式抓取到5000万用户的信息,详细到家庭、住址、爱好、性别、种族、年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人际关系网络、参加哪些活动、发了什么帖子、读过什么文章、给哪个文章点过赞等。
于是激起了民众facebook 授权管理方面的不满。
[ 事件爆出后facebook市值迅速蒸发360亿 ]
泄密事件不是首次,为何这次如此严重?
如果细查“剑桥分析”就发现,这家在2013年创立的私营公司有相当的政治背景。纽约时报报道中称,美国共和党捐助人罗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曾为“剑桥分析”提供大额资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任咨询师史蒂芬·班农(stephen k. bannon)也是“剑桥分析”的早期董事会成员,并为该公司命名。此外,很多知名大型公司都是“剑桥分析”的客户,包括万事达卡、纽约洋基队、美国军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等。
据官网介绍,该公司在24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分部。创立第二年便参与了44场美国政治竞选。为选举过程提供数据采集、分析和战略传播。
这些数据怎样产生威力?
听过爆料人christopher wylie对《观察者报》记者说的,你可能会有些毛骨悚然:
“剑桥分析”知道用户容易被什么样的信息影响,以及如何消费这些信息,也知道要和这个目标用户接触多少次就能够改变他的想法。我们有一个内容生成团队,会做网站、写内容——目标用户会接受什么内容,我们就会写什么内容,这些内容随后交给另一个团队来放入互联网,然后慢慢改变用户的想法……相比过去站在广场中央宣传自己,我们做的事情是在人的耳边说悄悄话,可能和这个人说的与和另一个人说的是不一样的。
“剑桥分析”一开始的客户是 ted cruz,随着后者大选式微,该公司转而服务特朗普。所以这次泄露事件实质上已成为卷入政治旋涡的丑闻。对特朗普参加美国大选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5000万用户,难以估摸。纵然其他政客也有参与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但由于特朗普是大选获胜者,矛头是避不开了。
[ 图中这句话现在被网友用来反讽小扎]
云技术发展和信息互联越来越渗透进生活,使得个人隐私的保障问题越发凸显。有些人认为没必要这样担心,因为跟踪、监听所有用户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不太现实。
[ facebook一次庆祝活动的照片上,有人发现扎克格伯将笔记本摄像头和话筒用贴纸封上 ]
监管者?监听者?
事实上,我们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按说监管应该是一种事前行为。然而现实中往往是事后才意识到到监管的缺乏。防范行为与补漏行为的差异就在于对未来的提前预测和把握。很遗憾,在大数据信息化的时代,政府部门显然是走在科技公司之后的。实际中很多政府部门还处在等待蒙受技术恩惠的阶段,连提前防范技术风险的能力也需要依赖技术本身。甚至,现在的“监管者”们似乎正在忙着成为“监听者”。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谁来监视那些监视者?
——丹 · 布朗《数字城堡》
这次facebook事件给用户的影响就像《楚门世界》,你一直以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其实你生活在别人针对你而精心安排、营造的世界,并像提线木偶一样,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影响你的判断和决定。
但是时代的发展,要求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信息沟通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有说法认为20世纪日本企业的崛起,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办公室大平台开放分布和围坐的格局,使团队内信息得以快速交流,而之后的衰落又是因为美国企业同样凭借互联网和电脑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信息沟通的速度和广度,反超其上。
计算机从科幻进入现实所用的时间,甚至不到一个专业人士的整个职业生涯。指数增长也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标准的线性增长。仅从2009年到2020年,信息量将会增长44倍。
科技改变生活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治理方式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富人阶层掌握财富、通过财富持有最先进的技术,继而通过技术掌握着当下的信息量。按照资本规律,用信息量继续聚敛财富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于是中产阶级空心化,中低层收入也被进一步剥夺。
[ 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资本垄断与社会不平衡 ]
谁才是大数据公司的最佳监管者?
技术的持有者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某一立场的人物,而是属于所有公民,这牵扯到人类社会制度上的变革——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在什么样的制度下,有资格拿好这把“金钥匙”?——有人寄希望于ai的发展,认为ai一旦成熟就可以扮演这种中立角色。
其实返回来从科幻角度看“数据信息”还有另一层意义。
就像电影《超体》中lucy问教授生命存在的意义?教授回答knowledge 知识。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层面理解为data——人类祖先掌握生存技能、以及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构建,正是不断收集date并大量积累的过程,使他们对生存行为有了概率上更为准确的把握,这些经过甄选的有效信息。成为经验储存下来copy给下一代,代代相传,这就是一个信息收集、存储、处理的完整过程。其实 data 是人类的经验集合。
所以在对信息技术的困惑中,还是更愿意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像1965年美国航空航天局一份支持载人航天飞机计划的报告中曾写道:
“人是成本最低的非线性全功能计算机系统,重量只有150磅,而且可由非熟练劳动力大大规模生产。”
——不论信息技术如何发展变化,“人” 才是世界上的最大变数。
在安全性与便利性中往往还是会选择便利,对用户社交生活、工作等全方面的渗透,已经是我们对大数据和科技成果已形成依赖,我们很容易无视对个人隐私的危害。所以,纵使受访者中有90%认为不再信任facebook,但脸书上发起的#deletefacebook#行动并没有多少人响应。虽然删除账户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这也恰恰是值得担心的一点——人们在个人隐私泄露、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会不会温水煮青蛙对这种情妥协——一旦这堵墙倒下,监管也是无力。
强调开放、对等、去中心、非商业、无政府和共享的极客精神或许是科技带给我们对未来最好的一种设想。未来不是人驱使技术就是被技术奴役,决定我们能否驾驭技术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是否有甩开科技来延续人类经验的勇气,这意味着不论科技如何演化,我们都要留有一种原始性,来对抗人类自身的无知、懒惰和投机。从这一点来看,人类可能要败给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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