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县城地处中国内陆，抗日战争时期，它虽处于战火的边缘，但日本侵略者仍然没有放弃侵略这片土地的野心。现存历史档案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日本飞机两次轰炸三台县城的情况。
1940年7月10日上午，日本飞机经黔江、铜梁、乐至向成都方向沿线进行轰炸。11点32分，27架日本飞机由中江方向窜入三台县城上空，盘旋一圈后，起初并未投弹，而是沿着潼绵公路向西飞行，几分钟后，敌机突然掉转机头，直逼县城，在距县城五里处，将机群列成一字形，行至县城西部东岳庙上空时，开始投掷炸弹，随后，由北向东斜行轰炸，直到涪江左岸东山寺山顶上，才停止投弹，被炸的县城东北部等街道及郊外面积约3平方公里。敌机在投弹过程中，还时而俯冲用机枪扫射，老百姓对这突然的袭击完全没有准备，只得四散逃亡。顷刻间，炸弹的爆炸声、人群的呼叫哀鸣声响作一片，燃烧弹引起的大火随处可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爆炸处，墙倒屋塌、碎片飞溅，到处血肉横飞、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整个三台县城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销毁哑弹日本飞机此次轰炸三台，共投炸弹103枚，其中燃烧弹5枚。被炸街道27条，遍布57处，炸弹形成的漏斗形弹坑，最大的直径5丈，深2.5丈；最小的直径1丈，深0.5丈，直径2丈～3丈的为最多。全城遭受日本飞机轰炸最惨重的地方有23处。其中正北街投弹2枚，炸毁房屋126间；松花井投弹1枚，炸毁房屋48间；府堂街投弹11枚，炸毁房屋43间；北门街投弹10枚，炸毁房屋46间；小学巷投弹2枚，炸毁房屋44间；新西街(县政府处)投弹8枚，炸毁房屋39间；前小湾(县党部处)投弹2枚，炸毁房屋19间；宁靖街(国立初中处)投弹4枚，炸毁房屋15间。县政府办公用房、设施则全被炸毁，荡然无存，只得迁往琴泉寺办公。县党部、县监狱、盐务局、县商会、国立初中、征收局、图书馆、救济院、佛教会、北城小学、真武宫联保处、吉泰丝厂等机构房屋大部分被炸毁。面对轰炸，城镇居民的损失更为重大，多数倾家荡产，全城共有500余户民房被炸，死难同胞94人，轻重伤员166人，留下弹坑52处，最大的坑面直径16.7米，深8.3米，造成直接损失75万余元，这是三台有史以来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战争灾难。
在这次空袭中，比较典型的事件有:县监狱遭投弹后，被炸毁办公室2间，职员住宿2间，监门大墙也被炸倒，当场炸伤包括监犯在内的人员14人。被炸之时，监狱内200多名犯人乱作一团，悲嚎哭叫，有9名犯人趁乱越狱逃脱。于是，县管狱署决定将犯人全部押至城南门华光庙内临时看守。在押解途中，由于城内仍然惊慌未定，秩序混乱，人们奔走逃亡，其间，又有49名犯人趁乱逃跑，包括3名要犯在内，给本来就混乱的秩序又造成了不安定的因素。
被炸当天，由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任主席的三台县防空委员会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救济抚恤的办法。由于从来没有被炸救济款这么一个专项，所以当时该委员会只得向银行暂借7000元作为救济抚恤款，由地方人士捐款2000元作为伤员医药费及灾民生活救济费。7月18日，中央振(赈)济委员会窦晓东主任和黄葆荃专员一行携款万元到达三台，慰问受难百姓，拨付救济抚恤款，其中死者家属30元，重伤20元，轻伤10元。这微不足道的补偿款对大多数倾家荡产的老百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所以他们不得不纷纷向政府请求更多的抚恤。其中小学巷街民女陈莹璋的遭遇较有代表性，她自述自己“生活孤苦，守贞未字，上无百叔，终鲜兄弟，父母又俱近古稀”。她将小学巷街的房子租给县盐务局作为人员公寓，每月仅有16元租金，全家就仅靠此收入生活。但在这次轰炸中，她的13间街房全被炸毁，“此因寇虐，并非天灾人祸”，而从此自己“生机断绝，实无自全能力，是以穷极呼天，吁恳钧府，垂念特情，格外矜全，赏予厚给抚恤，以示体恤”，并附有被炸的照片一张。像陈莹璋这样罹难灾民的求救信在档案中比比皆是。
在事隔一年后的1941年7月27日午时12点左右，27架日本飞机又从成都方向窜至三台县城上空，进行毁灭性轰炸达十多分钟，共投炸弹22枚，使县城那些还没有完全修缮好的民房又重遭日军的轰炸，损失极为惨重。其中省立三台高级中学中弹一枚，被炸毁房屋数间，而三台民众教育馆的房屋、设备则全部被炸毁，尽成瓦砾。全城共有受灾居民94户，被炸毁的房间达250余间，炸死同胞15人，轻重伤员29人，财产损失达19.4万元，受灾后生活无着落者达208人。这次受袭后，四川省振(赈)济会只拨给了少许振(赈)济款，其中发给死难者家属60元，重伤40元，轻伤15元，另拨了1500元，用于那些“非振不生之赤贫灾民”急救之用。和第一次被袭一样，微薄的补偿无法满足受难百姓的生活需要，就连一些机构也无法承受空袭所带来的损失。如东街的汪氏私立随月初小学就写了数封信请求政府救济。由于该校的办校经费全靠东街街房收租维持，本来建校之初就异常艰难，但考虑到教育乃国之根本，希望之所在，所以坚持了下来。但不想由于日军空袭期间，佃户纷纷退佃，租金收取困难，而这次被袭，更是将沿街房屋下厅炸毁，片瓦无存，厢房也震坏过半，而佃户又逼迫他们退还押金。面对上千元的押金，整个学校仅有70元余款，既无力退还押金，更无力维持学校经营，不得不请求救济会救济。但面对众多的受难百姓，面对即将失学的学生，政府也是无能为力。
面对空袭，不但普通的百姓难以为继，就是些政府的公务人员也倍感生活窘迫。如县政府财政科职员萧绪懋，在东街汪氏祠后院世居已有八十余年，生活安宁，但突遇这次空袭，不仅房屋片瓦无存，“劫灰之下，尽成焦土，衣被什物，粉碎无余”。全家男女老小共11人“既栖身无地，后生活艰窘”，以前生活全靠他一个人供养，已感到非常困难，空袭后全家生活顿时万难维持，只得向上级恳请，多发些救济款。职员尚且如此，普通平民的生活则更为凄惨可怜。
日本帝国主义对三台的两次空袭轰炸，共造成三台人民伤亡304人，其中死亡109人，财产损失高达790余万元。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使得本来相对安宁的家园，变成了断壁残垣，所到之处，千疮百孔，一片凄凉的景象。无数的同胞房毁财尽、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虽然国民政府共拨给了三台救济款7.15万元，甚至包括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次长的徐勘出于对家乡受灾的同情，以行政院的名义拨了赈济款5万元，但面对空袭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些救济款无异于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空袭给人民内心深处留下的痛苦阴影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它只能激起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激起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
附文、图：日军侦察机坠毁三台
民国29年5月19日，日军一架军用侦察机坠毁三台杨家井严家庵，机内两日军飞行员焚死，机翼有日军红色太阳徽，机尾有黄条2根，上有二0一机身号。四川省政府责令当地严加看守，查缴物品等。
《东风乡志》亦有记载：“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1940年5月19日）下午，一架日本‘黑老鸦’侦察机在成都被击伤后，窜逃飞至三元乡上空，沿寨子山低飞时，被树梢冲撞，后逐顺严家庵村红庙子沟，一路几乎擦挨民房，飞至严家垭口被一根弯古柏再次闪折，坠落于垭侧山地埂上，一折两段，当即起火燃烧。自此招来远近村民围观，机体残骸运走。据现场目击者称，机内被烧死两人，血肉乌焦，形象模糊。”
根据史料查证，当时坠毁三台的日军侦察机型号为三菱ki-15 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坠毁三台的机身标注二0一号。
总 监：梁 胜
审 核：邹 莉
编辑：冉进财
资料来源：《三台抗战史话》《三台年鉴（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