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业研究2017年度学术报告
周建新，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鹏林，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项目发展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
摘
要
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取得新进展，研究成果形式主要集中于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产业年度报告等三种类型。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呈现以下总体性概貌：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偏重西方理论而缺乏原创的中国理论、文化产业属性研究强调经济属性而忽略“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文化产业业态研究重形式的跨界融合轻文化内容的创新、区域文化产业研究应强化在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创新与创意、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深化特色文化产业研究与区域文化产业结构研究、文化产业学术交流与基地建设蓬勃发展。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已进入新时代，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抓手，中国文化产业研究未来发展应提升文化自信与学术自信、注重文化创新研究、加强文化内容研究、深化文化经济研究、重视新兴业态研究、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意转化。
关键词
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文化经济；文化业态；创意转化
一、中国2017年文化产业研究概况
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进入新时代。文化产业立足于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定位，产业总值有了新增长，发展路径有了新方向，有效地实现了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文化产业与社会建设、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以及文化产业内部产业结构与业态的融合与调整。
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在往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取得新进展，其成果形式主要体现为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年度报告等三种类型。文化产业学术论文最大的特色是宏观研究更加深入、微观研究更加精细。2017年文化产业学术论文相比较前几年年均4000篇的数量级来讲[1]，总数有所下降，中国知网2017年以“文化产业”为关键词的论文搜索总数仅为3200余篇，但是以动漫、影视、文化旅游、虚拟现实等各种文化产业业态为关键词的论文搜索数量有所上升；文化产业史研究成果的学科意识加强，学者们更多地从历史和基础理论方面加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文化产业战略论文有所减少，文化产业实践不仅只是紧跟国家战略，也积极探索了文化产业的产业内涵、产业特色及发展趋向。
文化产业学术专著的特色则体现在史论研究深化、地域特色突显、产业类别细化等方面。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学术专著达200部以上，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及影视等传统文化产业占三分之二，表明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传统领域；新兴文化产业业态题材相对较少，新兴题材主要表现为论文成果形式，专著类成果存在滞后性；区域文化产业研究逐渐增多，各省市对文化产业高度重视，要求所在省份的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文化产业专题研究，文化产业也逐渐成为各省市的新兴经济增长点。
文化产业年度报告是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其成果数量逐年上升，2017年文化产业各类年度报告达到90余部，其中业态类、区域类比例最高，业态类仍以影视、旅游、体育等传统业态报告为主，区域类则以各省市规定任务为主。相比较前些年，2017年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虽然学术性还不是很强，但其权威性、宏观指导性日益显现，为政府的政策决策和文化企业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咨询服务。
二、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偏重西方理论而缺乏原创的中国理论
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最初缘起于西方文化理论译介，并且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从着眼于文化产业现象的文化研究，渐渐转向到辨析文化产业本质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通过梳理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化产业理论、文化产业伦理、文化产业空间布局、文化产业行业效率等方面。
（一）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以文献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文献研究主要是对西方文化产业理论进行归纳、分类与总结，明晰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术工具，便于学者更灵活地运用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应用研究则是运用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单世联[2]的三卷本《文化大转型：批判与解释——西方产业理论研究》将有关文化产业的评论、阐释、研究置于文化大转型的背景下，以20世纪西方文化产业理论为中心，将其综合为七大基本论域和六种话语样式，重建西方文化的批判论据和解释逻辑。金元浦和约翰·哈特利[3]探讨了全球和中国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的轨迹，梳理了创意产业理论研究的三种流派，金元浦提出的范式共同体和约翰·哈特利提出的知识俱乐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们既可以成为判断各种文化产业研究的不同出发点和理论基点，也可以判断不同文化产业类别与项目的运行方式与独异性。陈文斌[4]则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视域下，将西方文化产业研究路径归纳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对社会的控制研究和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的《荔园文创译丛》于2017年正式出版。该编译计划自2014年发起以来，通过遍访文化创意产业发达国家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该领域学术著作，从中外学者和商务印书馆编辑推荐的数十本外文著作中精选出本辑丛书。第一批选取了美、英、法、澳四国文化研究及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具有前沿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书，分别是澳大利亚文化产业著名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和贾森·波茨（jason potts）合著的《文化科学》、美国学者凯文·马尔卡希（kevin v. mulcahy）的《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比较的视角》、法国学者飞利浦·布吉庸（philippe bouquillion）、贝尔纳·米埃及（bernard miege）和皮埃尔·莫格林（pierre moeglin）合著的《符号性商品的产业化——基于文化产业的创意产业》以及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
（二）文化产业伦理研究
文化产业伦理研究主要聚焦于效益矛盾与伦理风险，文化产业中存在文化、经济、政治、伦理等诸多效益，只有妥善处理不同效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才能规避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伦理风险。当代文化总的趋势是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挤压文化效益和伦理效益，文化产业发展中需要强调文化价值这一核心及其效益在诸效益中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地位。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伦理风险产生的根源是文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伦理责任,文化产业评价体系中伦理评价维度严重欠缺[5]。此外，伴随着文化产业新型业态的发展，催生出新的伦理风险。以互联网文化产业为例，王林生[6]认为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如产业垄断、“圈地运动”、侵犯知识产权、干预消费者选择、危及隐私安全等，制约着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妥善处理文化产业不同效益之间矛盾与冲突需要各个文化产业主体，诸如经营者、监管者、消费者的共同努力。当前研究主要探讨文化产业经营者和监管者的主体责任，而对消费者主体责任的分析则相对较少。
（三）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研究
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各部门、各要素、各环节在地域上的动态组合与分布。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分布不平衡的现状，大致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重合。从整体来看，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分布具有东高西低、从东向西依次递减的阶梯状排列特点，西部文化产业综合实力明显落后于东部[7]。从省市区来看，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江苏处于中国文化产业空间网络中心，拥有更大的网络权力，而部分西北和东北省市身处网络外围[8]。同时，中国省市内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分布不平衡的现象同样存在。例如江苏省的文化产业空间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苏南、苏北、苏中，而且其区域间产业发展差距在扩大[9]。产业布局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文化产业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加剧了地区间文化产业不平衡的现状。产业布局研究立足于一个事实，即任何产业的分布都是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但是极端的不平衡会抑制产业的持续发展。因此，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优化区域内的产业布局，构建区域间的产业联系，形成良性的文化产业空间格局。针对中国文化产业空间载体的“同质化”“空心化”的问题，有学者分别从创意阶层理论和场景理论关于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空间集聚入手，分析了创意阶层和创意社区的性质、集聚形态和产业协作方式，指出要构建创意阶层和创意社区，量化描述创意者的构成机制，对中国城市创意社区进行维度分格和场景设计，为我国文化产业空间布局未来建设提供新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思路[10]。
（四）文化产业行业效率研究
文化产业行业效率研究主要通过分析文化产业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测度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研究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文化产业效率偏低，以文化为核心的相关业态发展水平不足，地区间文化产业效率差距明显。中国文化产业整体效率偏低，三大子行业中文化制造业综合效率较高，文化服务业次之，文化批零业较低[11]。另一方面，需要提升文化产业效率偏低地区的科技水平，缩小地区间文化产业发展差距。西部地区整体文化产业效率偏低，纯技术效率低是制约西部文化产业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12]。文化产业效率研究反映了中国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文化制造业带动发展的负面影响，文化内容创新乏力，文化科技融合不足，文化产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因此，需要提升文化科技融合水平，提升文化内容创新能力，从而加强中西部文化产业发展动能。同时，还应持续推动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文化产业效率。
（五）国外文化产业理论与中国实践比较研究
在研究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在积极运用这些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展开应用研究。这些相关研究成果重点介绍欧美和亚洲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现状、特征及具有特色的案例，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进行简要评析。张宏伟[13]运用多学科知识，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澳大利亚的创意产业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性分析，进而得出了澳大利亚创意产业发展对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启示。刘景枝《新闻集团传媒产业价值链研究》以默多克新闻集团为研究对象，对规制、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结合新闻集团分拆前2003-2012年的财务数据和发展实践，探讨英美、中国等两种媒介生态下的价值链整合的不同机理。这些对国外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成果多数沿着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足迹得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启示，对文化产业的理论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成果过于偏向文化创意或经济学方面，缺乏两者的有机结合。
（六）中国原创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中国原创文化产业理论主要强调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文化自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其核心是价值观自信，而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和现实基础。张炎钰[14]认为民族文化产业也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关键。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增强文化自觉，强化文化自信，从而最终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的发展则促进和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封英[15]认为充分发挥好文化产业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是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制机制的重要手段。然而，仅仅强调文化自信，无法改变当前中国原创文化产业理论匮乏的现状，这方面的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水平不高，未来文化产业研究需要在文化产业原创理论下功夫。
（七）小结
当前，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方法视野和研究范式，但存在着机械套用、简单模仿的弊病，相关研究将中国文化产业现实囿于特定理论框架，失去了问题研究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文化产业伦理研究着眼于效益矛盾与伦理风险，意在突出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尤其是文化对社会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中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中国文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和行业效率，核心观点分别是产业空间分布不平衡和行业效率偏低。中国原创文化产业理论聚焦于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强调民族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更应加强理论创新，摆脱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束缚，研究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
三、文化产业属性研究：强调经济属性而忽略“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
文化产业属性研究聚焦于文化产业的产业特征，旨在明晰文化产业的内涵、外延、特征，便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文化产业。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属性研究主要对文化产业的内涵、关系、模式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