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查理·芒格的合伙人，美国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李录先生于2014年7月创作的《李录谈现代化》部分节选。
李录先生从新史学的角度出发，沿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解读东西方文明现代化历程中浮沉兴衰，并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文化作出了深刻的预判。
作者：李录
来源：节选自《李录谈现代化》
图中右一为李录
中国是一个有渊源的国家，历史上非常成功，执政党有强大的领导力。所以，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通常就是未来几十年最有可能发生的。我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谈谈对未来的预测：经济、文化、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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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篇
在过去35年中，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几乎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长期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是外贸，一是投资。改革之初，一方面中国有大量很有纪律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有一个具有超强执行能力，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的执政党。曾经的劣势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成为它很大的后发优势。政府利用了超强的执行力设制了从外汇、资金到土地、劳工等一系列有利的政策条件，把中国劳工纳入到整个世界经济市场的一部分，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外贸成为最大的经济动力之一。即便知识产权、设计、市场两头都在其他国家，中国仍然在中间加工这一环节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模式是政府主导、市场跟进，或者说在看得见的手主导下的市场行为。在外贸、投资两大引擎中，这种现象都很明显。比如，中国式的新型城镇化通常是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地方政府通常扮演核心地产商的角色。
为什么这样一种混合经济制度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呢？一方面外贸实际上是在国际大的自由市场中的一小部分，整体的国际自由市场是一个以看不见的手为主导力量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这个大循环里面中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一小部分里使用了看得见的手来主导，这是可以做到的，毕竟设计、销售iphone与制造iphone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经济从落后状态追赶时，情况也有所不同。因为前人走过的路已经铺好，方向、目标也都明确，只要照着走原路或是抄近路追赶，这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推动经济跑得更快。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极限的，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极限到底在哪。
然而当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之后，显然它的外贸就不可能再以远高于全球贸易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样，当投资接近gdp一半，鬼城在各地出现时，以投资拉动的gdp增长也遇到了瓶颈。从长期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体量的经济，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只能靠内需。在内需市场里，不再有国际自由市场做依托，政府与市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
自由市场在现代化的3.0科技文明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创造性的破坏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这与政府的基本职能相悖。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有共识和上下协调的关系来往前推动。政府需要可预测的目标，通过预算、计划，从事有建设性的事情。当政府在从后向前追赶的时候，前面已有清楚的目标，有已经铺平的道路，并且会知道要做些什么，还可以动员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时候政府便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建设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或是协助建设煤炭、石油、化工等等传统工业。现代经济绕不开基础设施及传统制造工业，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当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追赶时，政府就有能力去领导这些建设从而加快追赶速度，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然而一旦赶上以后，政府就不得不预测接下来的状况。此时面临的是市场竞争瞬息万变，需要选择赢家、输者，相比政府，市场的优势就明显了。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在没有外力干预下，无数个体受资本利益驱使，甘愿冒风险试错，最终成功者必然是市场最需要的，也必然是对未来社会资源最有效的分配。但如果由政府做，就好比“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跟政府的基本职能和特征是相悖的。比如说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曾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发明了摄影和摄像的技术，一度是美国价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如今却不复存在了。再比如说xerox（施乐公司）发明的复印技术，它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专利（其中一些是让苹果电脑取得成功的关键），然而今天风光不再，反而作为一间小公司勉强维持。又比如at&t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电话的发明者，其下属贝尔实验室可以说曾经是是全世界通讯科技的摇篮，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最集中的地方。然而贝尔实验室却最终消失，其仪器部分的业务也不复存在。at&t也被其它公司收购，仅仅是保留了一个名字而已。像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摧毁，跟政府的根本职能是根深蒂固地相矛盾的。很难想象，如果由政府来做抉择，它会把at&t彻底毁掉，而选择一家几乎破产的电脑公司（苹果）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赢家。在中国，这就好比政府让中移动、中国电信同时倒闭，而让四通电脑成为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由政府来选择未来经济走向，最有可能的结果要么是墨守成规，要么选择错误，要么两者都有。这就是为什么长期背离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其他经济模式后来都失败了。
中国未来几十年在经济上最核心的变化将是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内需、服务将占gdp主要部分。经济资源将对全民开放，金融、能源、土地等将不再对外贸、国营企业倾斜，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向全民放开，以公平价格在全国范围流通。国营企业经营特权将被打破，逐渐形成与民间企业的自由竞争。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也将逐步分离，引入民间资本，管理彻底市场化，国有股份逐步进入社会保险体系。而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逐步完善，民间储蓄也将通过逐渐规范化了的股市、银行等金融媒介有效地进入到实体经济，从而形成资本、企业、消费的有机良性循环。城乡二元结构将被打破，所有公民逐渐享受同民同权，城镇化仍高速继续，政府将从早期的中心角色中逐渐淡出。从中、长期看，政府将从经济一线主力队员任上逐步退役，专注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及公平的裁判员。政府经济管理权逐步从正面清单过渡到负面清单。
中国在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过程中仍然有可能以高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水平长期持续增长，直到大体赶上发达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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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
中国文化的未来最可能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其现代化的演进。首先，在中国恢复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其实是别无选择。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和地理造成的：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不同地区的人有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历史又造成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信仰体系、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并使自己在这种环境中感觉很自在。这就是文化。文化是深入骨髓的， 是一种信仰。因为文化的形成有几千年，上万年的过程，所以一时是改变不了的。人类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一直处在一个分割居住的状态，持续了六万年。在这么长时间里形成的文化，基本的信仰、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是很难改变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抛弃，对西方非主流文化的全面拥抱完全是中国近代历史特殊时代的产物。在今天和平状态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就好象中国胃相对中国菜一样，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所以中国人必然会回归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这是文化复兴的第一个要素。因为中国现代文字的改革，使得国人对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高，很可能会出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让国人重新发现中国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以及自己渊远的文化遗产，重新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在过去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为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精英分子提供了完备的精神食粮。从个人而言，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正在于对士大夫修齐治平的人格塑造。从社会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复兴就是要还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一个共尊共守的道德伦理，以及人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信仰，没有这样的基础，任何社会都很难长期保持繁荣进步、长治久安。其次，传统文化自身也需要经历一个现代化的演进以适应科技文明的需要。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也在文化上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使得其今天的文化最终成为3.0科技文明中的有机成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比如勤劳、对教育、家庭的重视，不仅适合2.0农业文明，在科技文明时代也同样可以大放异彩。随着东亚儒教文化圈中各个国家经济上的成功，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也再次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3.0科技文明也给传统文化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重新检视，并进一步发展。文化复兴与演进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唯有通过理性思维、科学方法，经过长期、持续的积累才有可能。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尤其是对人文、社会问题的理性思维是科技文明社会的一大特色。科技创新需要自由思想，而摆脱了思想桎楛必然会导致人们运用理性思维对传统社会的一切既有定论批判性的思考、检验，以事实、逻辑代替权威、教条。这一过程在西方从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其核心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牛顿所开启的现代科学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对理性思考、科学方法的空前信心；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确实面临着大西洋经济、殖民运动等一系列划时代的大变动，由轴心时代形成的传统思想资源远远不足以回答这些崭新的挑战。欧洲的启蒙运动就是用理性思维重新检验、重新思考有关人生、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艺术、人文的一切问题。这场头脑风暴在名义上持续了一百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从那时起，理性思维、科学方法、思想的自由市场已成为科技文明的常态，而自然科学本身的不断进步让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对人文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由此，知识得以在共同事实、逻辑下形成积累，社会共识不断加深。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的两三百年里，在文化上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这样才使得其社会有坚实的精神力量作为依托，来消化社会经济巨变对人心造成的撕裂。
中国自元代以后，科举定于理学一说，朱子的四书集注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清代在格式上又固定为八股文，这样极大地限制了思想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中国读书人的思维。虽然明、清两代儒学仍在发展，但已经少了唐、宋时期的活泼、创新，恢弘的气象。1840年以后，中国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启蒙运动，但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启蒙”很快成为“救亡”的手段，文化启蒙也仅限于对传统的批判，没有时间对文化的重建有更多的建树。事实上直到今天的中国，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理性、科学思维仍然不是社会问题讨论的主流。今天的学人在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里还是可以做到客观、专业，但是一到社会、人文等公共领域问题就没有那么理性了。因为没有共同承认的事实与逻辑，没有共识基础，观点争论就像平行的轨道一样互不交接，种种新奇观点让社会像浮萍一样随风摇摆、人心跌宕。这种情况带来很多问题，其中对社会最大的损害是知识无法有效地积累，而在人文社会领域内没有长期地积累，没有思想市场的自由选择机制，不太可能产生真正让社会人心可以依靠的真知灼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共识，使人共遵共守，安身立命。
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同样需要像西方一样经过长期的努力、积累、扎实的工作才有可能重建社会的精神基础。中国的启蒙绝不仅仅是对西方著作的翻译与介绍，更不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启蒙首先是对中国今天现状客观、理性认知，从承认没有答案开始。以理性的态度重新“整理国故”，经过长期的积累，在中国的传统中发现今天仍然闪光的价值。也只有站在自己传统的坚实基础上，才有可能批判性地接纳外来文化，逐步、缓慢地构建社会共识。理性思维、科学方法仍然是社会、人文领域内逐渐积累可靠共识的唯一有效方法。
下面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证。例如，传统上讲中国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朋友、长幼。五伦的文化中，各有自己的道德准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伦之间基本讲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个人情文化。中国文化对熟人之间的关系有一整套规则，人人都遵守，但在陌生人之间却没有。在传统社会，一个人与陌生人之间交流的机会不多，因此也不需要制定规则。五伦在农业社会中就足够了，但在3.0科技文明的时代，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大量的问题。人情社会里，人情高于法律，这就让社会秩序受到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