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6月7号第一天，去年是40周年，那么高考的恢复史你知道吗？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据了解，恢复高考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已经有1000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60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一九七七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一九七八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七八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回忆，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至八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八月六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到九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最大的障碍和阻力就是一九七一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其实，大部分与会代表都不支持《纪要》，但没人敢站出来打破这块坚冰。
原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就此展开调查并将这些代表的意见写成内参报送中央。九月二十日，教育部传达了邓小平对内参的看法。他说，这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纪念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意义重大，一方面回顾小平同志在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伟大创举，一方面回顾高考30年走过的历程，思考和展望高考发展和改革的未来。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77年，中国在结束了十年“文革”动乱后，发生了一件关系到国家和青年命运的大事，那就是恢复高考。与此同时，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出现，给渴望考上大学的知青们带来了自信和希望。为了能早日得到这套丛书，在新华书店门口出现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正是因为这套丛书，那些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改变。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场拍板，改变“文革”时期靠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办法。当年，中国恢复高考。这个特大喜讯激活了包括汪向明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田。
1977年上海高考的时间被确定为12月11日和12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同时也是最为仓促的一次，因为恢复高考的消息在1977年10月21日才登报，离开考期只有一个多月。
当年七七级高考生汪向明回忆道：“真正得到高考的确凿消息也就是40天，当时没有复习资料，那时中学的教科书一本叫《工基》，一本叫《农基》，和高考是两个路子的。”
就在知识青年们为找不到复习教材愁眉不展的时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个名叫徐福生的编辑和知青们想到了一起。
1977年的八九月份，徐福生从在北京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老教授、科研人员座谈会回来的苏步青那里得到消息，当年就要恢复高考了。作为一个出版人，徐福生的第一反应就是书。那些离开学校已经多年的考生，要复习迎考了，复习资料呢？要看书了，书呢？
那些要迎考的知识青年，有基础好，有基础差的，更多的是没有念过高中，许多人连初中也没念，且又荒废了那么多年。徐福生想到了一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出版过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然而全套再版发行已经赶不上1977年的高考日期了，于是决定争分夺秒，分批赶印，《代数》第一册首先面市。
哪怕只有一本，也可以先解燃眉之急。特别是对汪向明而言，父母蒙冤受辱，被诬陷为“叛徒”，“文革”年代，以他的家庭出身，是不可能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恢复高考了，汪向明可以真正公平公正地为自己赢得读书的机会。而此时，他最渴望、最需要的就是复习迎考的书籍和资料，当得知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个知青，托人从上海买来了刚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第一册时，他羡慕不已。
废品站里淘书
同样求而不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还有这张老照片上的年轻人，他叫郑伟安，原来在上海卢湾区街道房修队做小木匠，恢复高考后，他跳过了高中和大学本科，直接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经媒体报道后，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40多年过去了，他至今仍记得“文革”年代曾看见过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不过不是在新华书店里，而是在废品回收站里。
原来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首次出版发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是一套凝聚了很多学者智慧和心血的学习性丛书，不过第一次出版就遭到了批判，理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文革”中认为这套书违背了上山下乡的方向，要斩草除根销毁，最后沦为了废品。
当年郑伟安在废品回收站看到这套丛书的时候，很想把它买下来，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一本就要七八角，太贵了，我买不起，一般我买1毛钱一本的。”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里，还是有像郑伟安那样的人在悄悄地看书，悄悄地自学；还是有人会到废品回收站里去淘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废品站成为了特殊的书店。
郑伟安认为：“国家总归需要科学家，需要工程师，需要高端人才的。”有了这样的信念，当年的小木匠寒窗苦读，潜心钻研，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小木匠郑伟安跳级进入了大学，他的命运从此改变。同样的，曾经生不逢时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在中国恢复高考后，也迎来了它生命的第二个春天。这是因为中国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迎考
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青年都在农村和农场上山下乡当农民，上海刚刚出版的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无疑是为那些要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解了燃眉之急。据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退休职工回忆，那时每天新华书店离开门还有好几个小时，门外就已是人头攒动了，队伍可以从山东路、九江路、汉口路一直排到河南路。“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夜里来排队的。”排队的人群里除了青年人，大多是中老年人，他们来书店的目的就是为了抢购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的甚至全家出动，为了能多买几套，寄给远在江西、安徽、云南等地的亲人，那里亲人们正翘首以盼着能早日得到这套自学丛书。
在江西插队落户的汪向明试图向同队知青借阅那本《代数》第一册，那位知青很不情愿地把书扔给他，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书与老婆恕不外借”。汪向明只得识相地把书还给人家。正当汪向明苦于没有复习资料的时候，汪向明在上海的舅舅向人家借到了《代数》第一册，但借期短，无法寄给汪向明，于是舅舅就把书全部抄下来寄给汪向明。
收到手抄本后，汪向明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做功课、解题目。由于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基础知识还比较扎实，再加上有了和高考对路子的复习资料，这使他参加高考的信心大增。
1977年冬天，复习了一个多月之后，汪向明踏进了阔别11年的考场。那一年有570万二三十岁的青年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涌进了考场，最后有27万考生被大学录取了，汪向明就是其中的幸运儿，他如愿考上了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
如今，汪向明还珍藏着那个手抄本，这已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见证和纪念。也许是在考上大学以后，他才意识到，当年，就在他翻开这个手抄本的时候，他人生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在《上海出版志》上，我们看到了对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明确的销量记载：共发行了7395万册。这个数字连至今火爆全国、创造销量第一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望尘莫及，后者刚刚突破了500万册。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个“不见面的老师”的引领下，知青们一步步由浅入深地迈进了知识的殿堂，由此也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
工人赶印如赶考
1977年秋冬之际，不仅仅是准备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在紧张复习迎考，作为出版社编辑的徐福生和他的同事们，还有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也在赶考，他们要赶在高考之前推出《数理化自学丛书》，哪怕是抢先发行其中的一册或两册。
由于高考临近，时间仓促，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再版发行这套丛书也是困难重重，因为遭到两次批判的丛书纸型已被全部烧毁了。
纸型，指的是印刷用的浇铸铅版的模型。没有纸型，意味着印刷厂必须重新检字排版，而这往往是印刷过程中最繁重的环节。如今在中华印刷厂的厂史陈列室，还能见到早已被淘汰的“热排”设备，当年印刷厂的老师傅们就是用这种老式的设备赶印自学丛书的。
如果按照正常速度，重印一套像《数理化自学丛书》这样的科技类书籍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但是这对当年就要参加高考的考生们来说，就太晚了。当出版社把书稿发到印刷厂，全厂上下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突击赶排。工人们的热情空前高涨，三班人马6部机器24小时日夜运转，没有休息日。那年头，谁家没有知青呀！工人们觉得，能为出版这本书出点力是很光荣的事，所以个个很起劲的。
最终，在印刷厂全体员工的日夜奋战下，《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1》终于赶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一个月面市了。当正在复习迎考的77级考生在上海的新华书店排队买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喜出望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随后，1978年，《数理化自学丛书》17本得以整套再版发行。相较77级考生而言，78级、79级考生们因为有了这套丛书，对高考又平添了几分自信。
《数理化自学丛书》再版后，编辑徐福生不断收到来自黑龙江、湖北、河南、广西等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希望能帮助他们买到这套丛书，其中有农村的、小县城里的待业青年。一个在河南荥阳监狱里的青年也向徐福生写信求助，这让徐福生感触颇深。想念书，这可是好事，可当时编辑自己手里也没书，徐福生为了满足这位青年的要求，就把手边的一套样书送给了他。他感慨地说：“如果送套书能够激励一个人，也算是我们做编辑的一个责任吧。”
由于这套丛书实在太热门，当时在上海已经供不应求，许多人在新华书店门口通宵排队，往往是书刚一上架转眼就被抢购一空。一时间洛阳纸贵，新华书店门口甚至出现了“黄牛”倒买倒卖的现象。
成考生必备法宝
1978年安徽省阜阳市高考成绩公布了，在4000多名当地参加高考的知青中，名列前茅的4个人成绩都超过了400分，他们都是上海知青。其中的高考状元王东风和排名第四的万曼影是一对恋人，如今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夫妻教授。
当年只有初中文化学历的王东风和万曼影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的消息，在安徽当地炸开了锅，人们将功劳归结于一套上海出版的高考复习宝典———《数理化自学丛书》。
同样关心恢复高考这件大事的还有如今是上海新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