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盈盈 袁浔杰编辑 | 刘方远
在发往滘口方向的5号线地铁上，车厢过道摆放着款式各样的大背包和行李箱。到达中途的广州火车站，这些行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缓缓上行，从地铁a出口来到火车站广场。
广播里反复播报着一句话，“不要相信陌生人的游说，谨防上当受骗。”这是人们到达火车站广场后接收的第一条信息。
人潮周边，卖矿泉水和充电宝的大叔向路人叫卖，有人乞讨，有人用小推车卖盒饭，还有人叫卖前往周边城市的汽车票。
警员和工作人员到处可见，不断有人走到他们跟前咨询。问题不外乎是地铁站在哪里，从何处进站上车，上厕所该往哪儿走，忘了带身份证怎么办。
火车站总被认为是一座城市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每个旅客神情戒备，紧紧看管着自己的行李。直至他们经过重重关卡，挤上火车，奔向另一个冒险乐园。
与川流不息的人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4.5米、宽5米的广州第一钟，安静而肃穆地鼎立在火车站大楼顶端。这是中国铁路车站最大的电钟，陪伴广州走过44个年头。
钟表上面是郭沫若题写的“广州站”3个字，在它的两侧，“统一祖国，振兴中华”8个字更是气势磅礴。
这就是广州火车站的日常。在非春运高峰，广场和候车室不算拥挤，一天旅客发送量约为6万至8万人次。
但春运期间，这个数字可达到15万，历史最高纪录则出现在2010年，日发送旅客数量超过了23万。
然而，这只是一座最初设计日发送旅客3万人次的火车站。从40年前开始，它被改革开放所彻底改变——一批又一批外来寻梦者涌入广东，这里孕育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繁华亦随之而来。
虽然普速列车逐渐被高铁取代，广州南站成为新“南大门”，旧火车站的记忆却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这座地标式的四层建筑，仍然是改革开放40年最直观的浓缩样本。
80年代新世界的大门
对于这座老火车站几十年的历程，广州火车站保卫科科长朱海滨或许是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之一。
1974年4月10日，位于环市西路159号的广州火车站开站迎客。10年后，朱海滨从柳州铁路运输学校毕业，被分配至广州火车站工作。“1984年7月，19岁，到现在已经53岁，34年了。”他感叹。
毕业第一天，朱海滨甚至没有回家，直接拖着行李来到广州站报到。当时，见其态度积极，人事科分配了一个效益较好的单位——开张仅三个月的广州车站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以前1980年代，基本工资是38块，有奖金的都是效益好的，铁路部门一般都没有什么奖金，只有我们这个合资公司有奖金。当时很自豪，同期分配来的同学有四五个，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我买单。”朱海滨表示，修读财会专业的他最初被安排在财务室当出纳。
他口中效益较好的单位由广州火车站与香港聚利发合作经营，1984年4月18日正式开业，利用广州站可腾出的空间进行改建，在现在的第五和第六候车室周边开设酒楼、商场、卡拉ok、旅店等业务。
这是改革开放潮流下的产物。当时，铁路部门尝试改变单一的运输经济，转而走向以运为主、多元化的运营经济。充当改革先驱的角色，广州站是全国铁路系统中首家与外资合作的火车站，在早期客流量较少的情况下建立多功能车站，与市场经济的政策走向保持一致。
朱海滨正赶上了时候，“他需要人，那时候财务收的钱很多，有大酒楼有商场，钱都要清点，我们两个收款人负责清算，然后我还要带去中国银行存钱，当时财务室人手确实比较紧。”
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广州火车站不仅是交通枢纽，更像一个充满新鲜感的缤纷世界。
早期，广州火车站每天只到发列车35对，客流量很少，仅一万人左右。即使春运期间客流亦不拥挤，偶尔才能看见全车满载的盛况，一票难求甚至滞留等场景几乎不会发生。
反倒是前来参观的团体组织众多，学校纷纷带着学生参观，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四五批学生，广州火车站承担着“景点”的功能。
实际上，这座占地面积2.6万多平方米的火车站，是当时广州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建筑，它与流花宾馆、友谊剧院和东方宾馆组成一片巍峨时尚的建筑风景群。火车站内部有桄榔树和竹子等绿化景观，还配有金鱼池和小桥。1985年，火车站大楼被选为羊城新八景之一，享有“流花玉宇”的美称。
住在距离火车站仅1公里的越秀公园附近，广州“土著”王鑫回忆称，“当时觉得广场好雄伟，好大。以前常去花园喷泉广场，跟老爸坐在草地上一边看喷泉，一边吃雪糕。”如今，这座喷泉早已不在。
朱海滨的印象中，候车大厅内全广州唯一的电动扶梯才最受欢迎。
那些前来参观的人们，通常先在火车站广场上拍一张游客照，然后迫不及待走进候车厅，排上一条很长的队伍，仅仅为了乘坐一次电梯——这部电动扶梯在全国当时只有两台，另一台在上海的大商场里。
1980年代，朱海滨供职的经营项目开张后，火车站的吸引力再度攀升。
开业不久，商场已经囊括商品种类1200余种，还有茶楼、歌舞厅等娱乐场所，许多商品甚至在别处购买不到。由于与香港公司合作，当年酒楼的许多原材料是港供产品，烤乳猪、烧鹅都是火车站酒楼的驰名菜式。
火车站早期经营项目（历史资料图）
火车站旅店房间很抢手，日常使用率超过100%，一个房间经常每天外租超过两次，很少空置。当时，旅客以广州出差的高端商务人员为主，他们通常选择在火车站购物和住宿，然后直接返回北上。
卡拉ok歌舞厅不仅做外地人生意，大量广州本地人跑来火车站唱歌。“这里的音响都比较好，很多从香港进货的设备，所以比较先进。”朱海滨描述着当时那个缤纷世界。
1979年广九直通车的恢复通行，是广州火车站建成五年后迎来的首件大事。从广州乘坐广九直通车出发，3个小时即可抵达香港市中心的红磡车站，这被认为是中国内地与香港乃至国际沟通的第一座桥梁。
随着粤港交往加深，最直观的变化是，各种新奇商品加快涌入广州。1980年代中后期，“倒爷”现象出现。从广州进点潮货，再回到北方倒卖，倒爷们借着出差的名义干起了兼职。
一谈到这个群体，朱海滨脱口而出，“倒爷厉害！”
30年前，他有两个关系很要好的北京倒爷。两位大老爷们每个月来一次广州，每次呆三天左右，以托运方便的服装为主，根据北京人的需要来火车站周边的白马或地中海服装城选货。
“他们每次一来就在火车站旅店开房，一住就几天，办完事了就走。”朱海滨回忆，“有时候问我（火车站）有没有房间，让我帮他定好。”
除了基本的服装之外，南下倒货的倒爷们还盯上各类港货，包括球鞋、电视机、洗衣机、水果、海鲜甚至是摩托车。他们甚至不用出站，直接在广州站就能买到全部东西。这些新鲜事物随着京广线，从改革开放前沿之地，缓缓运送到北方。
“广州火车站里面太方便了，几乎不用走去哪里，东西都可以买齐了，因为和香港公司合资，很多港货。什么摩托车、冰箱、彩电那时候都有，在火车站买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帮他托运。”朱海滨说道。
在南下务工潮大规模到来之前，倒爷群体是广州第一批外来人员。1980年代末，倒爷潮流迎来高峰期，1990年代中期，这一人群逐渐减少。在那以后，朱海滨跟两位好朋友便失去联系。
在朱海滨看来，倒爷的收入非常可观。他的印象中，两位朋友都很有钱，曾经送过朱海滨一只很名贵的北京猫，他一直养着这只猫直到它老去。
《南方都市报》报道称，时任商场经理梁卓棠表示，那时候商场部一个月的收入能达到380至430万元人民币。
广州火车站的经营项目得到大量认可，经常收到全国各界的表扬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批示，称广州站这种经营模式搞得好，是早期成效显著的市场化改革，这个批示仍在火车站的展示橱窗里挂出来。
春运起源地
一片祥和欢乐的景象，在1990年代被彻底改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过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港澳台资本加速涌入，珠三角制造业真正发展起来。一句“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呼唤下，千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带着致富梦想，南下广东淘金。
1986年，珠江三角洲的外来人口为185万。到了1990年代初，这个数字已经接近400万人，此后南下务工潮的规模仍持续扩大。
票价便宜的普速列车，过去是最受打工者欢迎的交通方式，广州火车站成为直面民工潮的大门。铁路部门的共识是“全国春运看广州”，劳动力资源汹涌而至的同时，广州站很快成为焦点。
在那个运力与需求呈尖锐矛盾的年代，为了应对广州站的汹涌人潮，1990年代，广铁用铁皮货车改装成客车运送旅客的情况很普遍。车内只有几个小窗口，缺少座椅和厕所，空气非常闷热，被称为闷罐车。
当年的“闷罐车”（历史资料图）
“那些叫大棚车，大部分还是绿皮车，当时增加了一些应急的车，要让旅客走得了是一个关键点。”朱海滨说道，“你能让他回到家，这是铁路最大的服务，年轻人不在乎什么，如果他回不到家，一年就过年这次回趟家，回不去很辛苦。”
据《南方都市报》记载，1991年春运，一辆闷罐车在年初三到达广州后，憋了一路的旅客纷纷奔向火车站公厕。一个年轻女孩在女厕所门口摔倒，最终被拥挤的人群踩踏而死。
春运数十年，抢购火车票从未容易过。20年前，买票只能亲身前往火车站，这是外来务工人员一年最艰难的时候。那些记载春运记忆的早期图片中，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为了防止他人趁乱插队，人们一个挨着一个紧紧地贴抱在一起。
排队购票盛况（历史资料图）
朱海滨当时家住在火车站背后的梓元岗，距离广州站大约3公里，骑单车上班的时候，几乎从头到尾一路看着人龙。
“从售票厅一路排队兜到后面马路的梓元岗，哇，长了，几公里。”他感叹，“后面都是站着排队，只有到了靠近广州站的地方不能让人插队，才抱在一起，确实长龙很壮观。”
为了一张回家的车票，人们大多从晚上或凌晨排到第二天早上，最长甚至能排上一天一夜。不同于现在提前30天售票，早期，火车站只卖“今明两天”的车票。
后来，为了将购票人流从站内分流出来，每到春运前，广州站就采取开设俗称“大卖场”的临时集中售票方式，在市区内设立多个售票点。直至2010年广州站开通网络订票，流花地区售票点撤退，“大卖场”才结束历史使命，这些拥挤的抢票人龙不再出现。
谈到2018年春运的改变时，朱海滨表示最大的感受是，推出多年的网络购票终于成为主流，“今年网络购票的人特别明显增多。”广铁集团介绍，广州火车站网上订票的比例占到70%。
相较之下，最惊险的春运时刻无疑是两次大规模停运，分别发生在1998和2008年。
1998年1月下旬，春节前，由于广州数百公里外的湖南遭遇十年一遇的雪灾，铁路道岔和信号系统因冰冻而全面“停工”，贯穿南北的京广线断裂。这是广州站建成后遭遇的第一次大危机，30万回乡大军滞留火车站。
1998年春运（历史资料图）
那一年，春运首次动用地方武警来秩序维持，由工作人员和武警一同筑成人墙来分流旅客。等到线路抢修完成，全国各地列车前来支援的情况下，客流才得以疏散。
更重要的是，火车站容纳旅客的空间不足，与改革开放后人流急速增长的矛盾彻底暴露，这成为广州春运的一个转折点——广州火车站开始进入“大春运”格局。
当时，在车站行政办公室工作的朱海滨主要负责文字和会议纪要。他在撰写1998年春运总结报告时向广州市政府请示，允许铁路系统在春运期间借用广州火车站广场。
这一提议马上得到同意，每年春运，火车站广场从地方借给铁路用于搭建候车棚，旅客被分流“管理”。在朱海滨看来，这些改变至关重要，大量旅客不再盲目挤向车站内部。
“自从1998年出现雪灾，到现在20年，年年都搭棚，这是大春运格局很明显的转变。”朱海滨说道，“2008年又更加进步，地铁和公交也参进来跟铁路联合协作，免费交通接驳，还多了一个词叫异地候乘。”
由于客流量急剧上升，候车室空间紧张，广州站内经营项目在一夜之间全部拆除。2005年，广州站又一次对候车室进行大规模扩容改造。
2008年，雪灾一幕再度上演。一边是回家心切的旅客潮水般涌向车站，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列车被堵在路上，大量旅客滞留在广州站，最高峰时超过20万人。拥挤的人潮从数十米外的高架桥延伸至火车站广场，到处涌动着黑压压的人群。
08年春运（图片来源：广铁集团）
低温天气和大规模旅客滞留考验着这座城市的忍耐力，但这一次，火车站更加井然有序。借用1998年“分流即秩序”的经验，广州地区成立春运指挥部，民警和武警排成人墙，将人群隔成小块，并将大量旅客分流至广交会展馆和琶洲等地候乘。
当年在广州读书的湖南人王晓经历过那次停运，他回忆称，火车站所见之处全是人，后来逐渐被分流转移，还有志愿者派发一次性雨衣和饭盒，没有大规模的混乱场面。
根据广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