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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一国庆节，祖国迎来69岁生日；今年，我们也走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40年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无疑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来说，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那么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究竟发生了什么，目前面临着什么，未来意味着什么？
今天，思响哥推荐汪玉凯的最新解读，帮助大家在国庆假期中学习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挑战与未来。
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及人民论坛网（rmltwz）
作者 |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汪玉凯
把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放在近代
中国经济的大v字型格局中来观察
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评价，但笔者只想选择一个很具体、且一目了然的视角，阐述对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的理解。美国著名历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对世界各国的历史经济做过一系列比较研究。其中谈到中国时，他表示：中国大概在公元00年的时候，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就已经达到26%。从公元00年到1820年这180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没有低于过20%，高的时候甚至超过50%。1820年后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他给出的结论是：1820年占32.9%；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降到29%；187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降到16%；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降到6%；1945年抗战胜利时降到4%。从1949年中共执政一直到1980年，大体在4.5%左右徘徊。
由此看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一路下滑，从1820年的32.9%，一直降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4%。经过数十年的徘徊之后，中国经济真正腾飞是在实施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短短38年的时间，在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已经上升到15%，折合12.24万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为19.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份额接近20%。
笔者认为，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放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观察，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巨变一目了然。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发生的巨变呢？要高度概括的话，最主要的经验大致归纳为三点：
一是找到了一条道路。中国在结束十年文革后，找到了一条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之路。这条道路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确立，主要归功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发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把中国引向一条改革开放之路、融入世界之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抛弃闭关锁国，融入世界，就没有今天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
二是确立了一个中心。中共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同时强调无论发生了怎样的事情，都要“咬住青山不放松”，绝不动摇立场。这为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创建了一个新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拘泥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即使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上述三条，使短短40年的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新阶段及其面临的挑战
如果从时间段上划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具体有三：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三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从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来看。首先，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度似乎在下降。换句话说，当今许多中国老百姓对改革的认知，再也不像1978年改革开放刚起步时那样期盼改革、拥护改革，甚至现在有不少人反对改革。一些人的看法很尖锐：认为医疗改革让人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让人上不起学，住房改革让人买不起房。这些话的确言过其实，但现实中很多老百姓有这样的切身感受。
其次，中国“双转”在快速推进，但社会上积聚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所谓“双转”快速推进是指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都在加速推进：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后转向信息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们面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没有降低、减少，反而在增加。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家经济增长曲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改善曲线双双向上，但是社会道德曲线掉头向下、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这说明毕其功于一役式的“双转”，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复杂性。
另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形象却不断被国际社会误解、误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话语权的增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中美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过去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中国和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抱团发展”。但是自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之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过去的经验看，中美关系稳定与否，对整个国际格局影响甚大。中美关系如果出现大问题和大波动，会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全局。实际上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经济似乎并不是所有问题的全部，其中还包括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以及价值层面的争执和分歧。除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些战略和策略还可以进一步商讨外，其他问题中确实包含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读与误判。
从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来看，过去中国经济能够高增长40年，达到平均9.5%的增长速度，这与传统发展方式是息息相关的，如廉价劳动力、低廉的资源价格以及巨大的市场等，都是这几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独特条件。但是这种发展方式到了今天，已经越来越走不通了。具体反映在“四个难以为继”的发展方式上面：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产业主导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可以看做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一种矫正。
从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矛盾有增无减来看，也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突出标志。这些年来，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中共执政面临的“三个四”，即中共执政面临四种考验，四种危险、四个重大。所谓四种考验，就是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所谓四种危险，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所谓四个重大，即中共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与执政风险上升相联系，在改革处于焦灼期和深水区的环境下，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等都有上升趋势。比如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整体上面临三者叠加的局面，即保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应对经济下行以及中国经济在此过程中还要实现三大战略转型。这三大战略转型是由过去经济注重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由引进消化吸收型转向对外扩张、走出去型，由学习方法型转向自主创新型。小康的刚性目标、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实现三个战略转型叠加在一起，再加上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很大程度上地增加了中国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从上面“三者叠加”的内在逻辑关系来说，如果中国经济三个战略转型实现不了，既会影响小康目标的实现，又会降低应对经济下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会直接影响十九大提出的未来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大目标。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对刚性小康目标、应对经济下行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经济风险的影响，做一系列简要的分析。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的庄严承诺。在笔者看来，保障小康目标实现的最大难题不在于经济总量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倍，也不在于人均收入翻一倍，最大的难题可能是两个：一是脱贫，即摆脱贫困；二是农民工市民化，这才是两个真正的硬骨头。从脱贫上来看，未来三年，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第二个难题就是农民工市民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概有2.7亿农民离土，其中进到大中小城市的大约有1.6亿到1.7亿左右，还有大约一亿人口在乡镇企业。这些离土的农民都在农村接受了初中以上教育，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十年间，农村向城市提供了2.7亿初中以上学历的劳动力。然而这些人进入城市后，无法和城市同等人群处在同一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可能干了城里最脏、最累的活，但拿到的报酬、待遇大体只相当于城市同等人群的一半，还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如果农民工年龄大到打不动工了，只能回到乡下养老，这个城市与他再没关系，数以亿计农民工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剥夺。
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在一定意义上变成“圈地化”，城镇化更多地成为城市空间的扩张过程，这是由中国的土地制度决定的。按照中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农村和城市边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大，也不断在改变，现在的农村在几年后可能就变为城市。这个变性过程，国家会以公共用地为由给予农民一定的资金补偿，但除了公共用地之外，剩下的土地被地方政府高价卖给开发商，独享了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却把农民这一本来的土地所有者排除在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所以这些年来围绕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源头。这也是“十三五”规划中强调未来城镇化要把解决人的城镇化放在突出位置的关键意义。
对于应对经济下行的问题，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掉头向下：从 2013年增长7.7%，到2017年的6.9%。基于经济学视角，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由于经济体量大了，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是正常现象。然而如果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有些过猛、过快，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对于造成经济下行的原因，各方看法不一，但笔者认为主要有五个：一是超级房地产泡沫；二是24万亿的地方债；三是金融体系改革严重滞后，拖了实体经济的后腿；四是产能过剩；五是许多民营企业倒闭，民间投资意愿下降，随之转移资本，最后走人。再加上当前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全球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是不可低估。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股市、汇市双双大跌，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从社会风险来看，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社会整体利益格局在某些方面有被扭曲的危险。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财富主要向三个方面集中，一是从政府和社会来看，财富过多地向政府手中集中，如今政府收入占到gdp总量已经超过23%。二是从劳资方面来看，财富过多地向资方手中集中，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来看，财富过多地向垄断行业手中集中。财富流向的不合理性，使普通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获得感，或者说改革成果很难被一般人共享。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情绪难以平息的重要原因。
当然造成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一是分配不合理。过去3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反而不同程度都被放大，分别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二是机会不均等，不同的企业没有处在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人和人也没有处在公平发展的起跑线上。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之后，社会反响强烈。
从信任风险来看，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社会、智慧社会，社会信息化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迅速。当下中国的手机用户超过14亿，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完全改变了，主流媒体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绝不同以往，甚至越来越多人可能连看都不会看。而频发的网络事件被快速放大、扩散，这些都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当然党政公信力下降，也与政府官员的腐败、司法不公以及群体性事件上升等有直接的联系，这些问题出现后甚至长期得不到解决。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又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出现的整体转型错位有关。那么什么是转型错位呢？笔者认为，所谓转型错位，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到目前为止，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下，中国平稳地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是反观中国的另一个转型，明显存在不足——就是没有成功地建立起对公权力完全有效制约的制度框架。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因为与计划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