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从网有篇关于林徽因的日志分享很火，至少我的人人好友不少都分享了。我记忆中今年林徽因被这样关注始于她无辜躺枪“绿茶婊”一词，不少她的照片分享下面甚至被附上了“婊子”这样的字眼。
女性似乎永远永远要与男性挂钩，就像提起张爱玲一定要八卦一下她和胡兰成，尽管她三十年后写完《小团圆》没能及时发表，就是不愿看到胡兰成再厚颜无耻地借《小团圆》得意洋洋他与张爱玲的恋情，以至于张爱玲在与宋淇、宋邝文美夫妇信中直言胡兰成“无赖人”。林徽因就是这么不幸。
一、林徽因与徐志摩林徽因在当代的“走红”始于《人间四月天》这样一部非常不负责任的电视剧，剧中将林、徐的故事编造得大失史实，林徽因的长子梁从诫先生非常愤慨：“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
徐志摩爱林徽因众所周知，这位诗人甚至在与林徽因一起陪同泰戈尔参观北京时请泰戈尔做媒，泰戈尔欣然说媒，林徽因断然拒绝了。那林徽因爱徐志摩吗？说林徽因爱徐志摩、要求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陈从周在《徐志摩年谱》，年谱1922年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有文：“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指徐、林）暂告不欢。”然而“年谱”并未举证材料，以后的袭用此说的众多文章、著述也均无徐林相恋的确凿材料。
徐志摩在英国确实向林徽因表达了爱意，年仅十六岁的林徽因如何回应呢？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表白事件之后给徐志摩的一封短函会更贴近史实：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这里小注：林徽因原名“徽音”，后为了与当时一位男作家“林微音”区别开，改名“徽因”。此函“十动然拒”的态度很明显的。推想林徽因已拒绝了徐志摩求爱，大概用语生硬失当，故函中解释她毫无嘲笑之意。可见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星期天的见面，必有详谈。林长民特意约博生夫妇在座，既有个旁证，又可设防感情激烈时有人周旋。至于“友谊长葆”，足见出林长民绅士风度。
冰心与林徽因有过节是被证实的事。李健吾的文章《林徽因》，其中一段文字是这样的：“我记起她（指林徽因）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这样的过节，冰心断不会袒护林徽因。1990年，萧乾与夫人文洁若拜访冰心，谈及徐志摩追求林徽因，冰心说：“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文洁若《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载于1992年第1期《随笔》杂志）
林徽因在徐志摩飞机失事之后请梁思成带回了一片飞机残骸悬挂于卧室，这是否就能证明林徽因爱徐志摩呢？这是林徽因于1932年元月1日给胡适的信中一个片段：“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林徽因思念徐志摩这样一位友人，完全可以理解，那其它的情愫呢？林徽因写得很明白，“我待他仍不能改的”而且“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这里提一下著名的“八宝箱”。徐志摩在飞机失事前把一个装有他所有日记的箱子交给了凌叔华，并说：“你是唯一有资格为我写传记的人。”飞机失事后，林徽因向凌叔华要求看八宝箱，凌叔华出尔反尔，几乎与林徽因绝交，乃至还迁怒于她认为袒护林徽因的胡适。她与林徽因有如此的过节，又如何表述徐志摩、林徽因的感情的？华裔女作家木令耆记述凌的一次有关谈话：“然后她（指凌叔华）叙述了一下徐志摩生前死后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关于徐志摩与梁思成、林徽音的友谊……徐志摩是这对夫妇的密友。”（木令耆《菊访》）凌叔华两次道及徐林关系，用词是“友谊”、“密友”，无涉爱情。若林徽因对徐确有过恋情，凌多半不会为林避讳的。
二、林徽因与金岳霖网文说，金岳霖为了林徽因未娶，后来有娶妻之意，林徽因闻之，临窗作画，金岳霖见了，心里爱意又起，打消了结婚的念头。
文洁若在《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里，写到自己在清华读书时，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身未娶是全校皆知的事。但她还有这样的讲述：“当时传为美谈的是这对夫妇多年来与哲学系金教授至今不平凡的友谊。”“他把着手教梁家一对子女英语。”“我十分崇敬金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襟。”请不要再用“哪个男人受得了一个情敌与自己比邻而居”这样的思维去揣测梁思成或金岳霖。萧乾赞叹道：“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有才能，有学问，品格高尚。他们之间是人与人关系臻于最美最崇高的境界。”
金岳霖先生有篇文章《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与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梁从诫与梁再冰一直称金岳霖先生为“金爸”，可见，金岳霖将梁家兄妹视如己出，梁思成也有开阔的胸襟与金岳霖一起照顾孩子。写此文时，梁思成夫妇已经先后去世，金岳霖先生与梁从诫同住，梁从诫夫妇照料年迈的金岳霖安享晚年。跑个题，说一下那副著名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中写道：“一九五五年，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她的两个几十年的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给她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是“联名”，而不是金岳霖一人所写。
三、林徽因与文学
林徽因生前并未出版个人作品集，其作品散见于如《新月》《大公报》等报刊中，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一直是沉寂的，直到1982年，福建师范大学的陈钟英、陈宇挖掘、整理林徽因的作品，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林徽因的文学作品集《林徽因选集》，林徽因的文学创作逐渐受到重视，但研究大都集中在其诗歌和散文。林徽因的小说作品一共六篇——《窘》《九十九度中》《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其中《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同属《模影零篇》系列），四幕剧《梅真同他们》因只完成了三幕而成了残篇。凭借不多的诗作跻身新月诗派，散文《窗子以外》入选朱自清编辑的《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六篇小说成为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与沈从文、萧乾、废名、凌叔华等京派文学大家比肩，萧乾称林徽因为“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未完成的残剧，一向挑剔的美学家朱光潜刚读到第一幕便禁不住赞叹：“现在话剧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戏’的恶趣，一般人往往认不清Dramatic与Theatrical的分别，只求看一个‘闹台戏’，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
这样的才华堪比张若虚以《春江花月夜》立足全唐诗，“以一诗压倒全唐”。李健吾这样评论著名的《九十九度中》：“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林徽因已对‘意识流’这一小说表现手法作了非常成功的探索。”“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李健吾：《<九十九度中——为林徽因女士作>》）
1934年，林徽因就在《九十九度中》里讽刺了所谓的自由恋爱、妇女解放。阿淑举行婚礼的喜燕堂前，李荣说：“文明结婚可不同了，这年头是最讲‘自由’‘平等’的了。”就在他们发表“自由”“平等”的议论的同时，“阿淑在迷惘里弯腰伸直，伸直弯腰”，“她焦心的不是在公婆妯娌间的委曲求全。这几年对婚姻问题谁都讨论得热闹，她就不懂那些讨论的道理遇到实际时怎么就不发生关系。她这婚姻的实际，并没有因为她多留心报纸上，新文学上，所讨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恋爱问题，而减少了问题。”再看阿淑的这桩婚姻：二十五岁未嫁的她使父母急于将她嫁出，“她自己明知道是绝对没有机会选择”，父亲表示“外面瞎认识什么朋友我可不答应”，母亲则说“妈劝你将就点”，于是，“只要她点一次头，让一个陌生的，异姓的，异性的人坐在她家里，乃至于她旁边，吃一顿饭的手续，父亲和母亲这两三年——兴许已是五六年——来的难题便突然地在他们是觉得极文明地解决了”。婚礼上，她木讷地行礼，“手酸，心酸”，听女客批评自己的身体“太单薄点”，心里想着爱恋的九哥，“一鞠躬，一鞠躬地和幸福作别”。阿淑鞠躬行礼时想“现在我该像死人一样了”。对于此时的阿淑来说，既然任何既定的幸福都只是一种假象，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死亡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及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亚洲语言文化系主任史书美女士更是看到了林徽因敏锐的目光，史书美女士说：“五四运动过去十多年之后，林徽因思索在一成不变的社会大背景中，灌输理想主义是不恰当的。理想只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不能帮助减轻妇女所受的压迫。它只是使受压迫者更清楚自己所受的压迫，从而使她们陷入更痛苦的境地。”（史书美《林徽因、凌叔华、汪曾祺——京派作家的现代性》载《天中学刊》1991年9月）
四、林徽因与建筑
梁思成夫妇的子女和林、梁的同事，都表示过一致看法：梁思成的辉煌业绩，没有林徽因的并肩努力则难以想象。所以吴良镛院士缅怀林徽因时问道：“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里，要不要在梁先生塑像旁补上林徽因先生的像？”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设计北大的女生宿舍，单独设计了北大地质馆，到南开帮曹禺设计话剧的布景，参与设计国徽，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挽救景泰蓝、烧磁等手工业，直到离开世界的前几日，她还念念叮嘱学生：“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
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里对梁思成夫妇在建筑上的努力有详细的介绍：他回忆，林徽因与他谈起她同梁思成“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抗战开始以来，辗转几千公里的逃难，我们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调查古建筑的原始材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等，他们却紧紧抱在胸前，一张也没有遗失。”
建国初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渗透到中国各个方面，一切惟“老大哥”为是。受此影响，主持中南海建筑修缮设计的工程设计者曾与担任顾问的梁思成意见相左，这位工程师写了《民族形式和“国粹”》等一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梁思成“想尽方法把中国的旧形式揉到现在的新作品里”，主张远离民族传统的创新，其实是“苏化”。林徽因在他文章上写下批语：“假使许多中国建筑师都只是从西洋建筑系统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而且在鄙视中国文化的时代中成长，他一定反映西洋建筑的性格基础。而缺乏中国文化的培养，他的创造太可能是半殖民地式的第二代，西洋杂志里现代建筑外表的摹仿者而不自觉。”而之后，他们“为了保护古城北京的原貌”，进行了一场“徒劳的斗争”。“他们的观点是：第一，现代人只负有维护古都原貌，使之传诸久远的义务，而没有‘除旧布新’为了眼前的方便而使珍贵古迹易容湮灭的权利。第二……如果把大量现代高层建筑硬塞进这古城的框框，勉强使它适应现代首都的需要，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现代需要既不能满足，古城也将面目全非，弄得不伦不类。”
然而，得到的回答是，“城墙是封建帝王镇压人民对抗农民起义的象征，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一条锁链，一定要推倒”。五百年古城墙、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这时，林徽因已经切除了一个肾，肺叶千疮百孔。
五、林徽因的气节七七事变后，林徽因立即写信勉励才七八岁的不在身边的女儿：“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着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致梁再冰》）
北平陷落后，梁家收到日寇请帖，她和梁思成连夜扔下家产，躲过封锁，匆匆离开了故都——这是面临物质生活巨大落差而毫不犹豫的抉择。以后她在昆明街头提着瓶子打油买醋，李健吾对此十分感叹：“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李健吾不知，以后林徽因竟穷到买不起鞋的地步，儿子只得赤脚穿草鞋上学，而且是最便宜的草鞋。梁从诫写道，林徽因和儿女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教他们朗读《唐雎不辱使命》、背诵“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大声地“耳语”：“To be ornot to be,that is thequestion!”1946年，梁从诫和林徽因谈起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匀，直逼重庆。他问母亲，如果日军打进四川，他们打算怎么办？她说：“中国念书人总有一条后路嘛，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林徽因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
然而，文革中，梁思成在极度的痛苦中，顶着全国典型“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死去，林徽因的墓碑“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也被清华红卫兵砸掉了。梁从诫甚至说：“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种幸福。对于她这样一个历来处世真诚不欺，执著于自己信念的人……我只能感谢命运的仁慈，没有让那样的侮辱和蹂躏也落到我亲爱的母亲身上！”且看林徽因1933年在《惟其是脆嫩》里写的：“何必诉，诉不完。难道现在我们这时代没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悲剧喜剧般的人生作题？难道我们现时没有美丽，没有风雅，没有丑陋，恐慌，没有感慨，没有希望？！难道连经这些天灾人祸，我们都不会描述，身受这许多刺骨的辱痛，我们都不会愤慨高歌迸出一缕滚沸的血流？！难道我们真麻木了不成？难道我们这时代的语辞真贫穷得不能达意？难道我们这时代真没有学问没有文章？！朋友们努力挺出一根活的萌芽来，记着这个时代是我们的。”
著名传记作家韩石山先生曾应邀写林徽因传记，后来竟无法动笔，他说：“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和她有密切的关系，她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不光是形象，她的出身，经历，品行，学问，都让他们心仪。雕成石像，就是维纳斯了。去年有一家出版社曾约我写她的传记，已答应了，看的资料越多，越是气馁，我知道我不配。现在出的几本传记都看了，没有一本真正写出了她的风采。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人物，还是谁也别写了，只把它的材料收集起来出本书，让人们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