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将偶然与必然归为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没有纯粹的偶然性，也没有纯粹的必然性。而新东方的诞生，像俞敏洪当年考上北大一样，就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
说“偶然”，是因为俞敏洪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走上“落草”经商之路。他本来是北大一名普普通通的英语教师，教教书、讲讲课，可以过着轻松的生活。后来刮来一股出国风，周围的朋友们都陆陆续续出国，俞敏洪也想出去看看，顺利的话，也许在国外谋个工作，物质生活过得比常人优越点。俞敏洪三次参加出国考试，却天不遂人愿，屡战屡败，并且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除此之外，还因为在校外办培训班受到处分，教师做不成了，职工宿舍也没有了，顷刻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为了生计，俞敏洪只能到民办培训班去代课。这样，在偶然之中，俞敏洪走上了“单干”的道路。
说“必然”，是因为俞敏洪付出了太多。俞敏洪吃了太多的苦，费了太多的心思，作了太多的努力，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激情甚至生命都投入了进去。他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里大街小巷地刷糨糊贴广告，他在垃圾桶上作免费演讲，他推出免费课程，点着蜡烛给学生上课，他激励学生，给学生希望，为解决员工的安全问题请警察喝酒差点把命搭上……俞敏洪是全心全意地来办他的培训班的，是认真地来对待每一件事情的，这一切都注定了新东方的诞生，也注定了他必将发展壮大的光明前景。
谁能想像得到，今天的新东方是俞敏洪从中关村第二小学一间破败的平房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几把破桌子破椅子，借着民办大学东方大学的名义，挂着“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的牌子，实际上是俞敏洪夫妇二人的“夫妻店”。昔日那个寄人篱下、毫不起眼、破破烂烂的“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是今天辉煌灿烂的新东方的前身。
迈出北大校门后，俞敏洪找到他以前曾做过兼职的民办学校东方大学，继续教英语挣钱维持生计。“不过后来教了一段时间，发觉老是在他人屋檐下，自己的想法施展不开。”他开始想自己单干，于是他和这所民办大学商议，俞敏洪借用他们东方大学的牌子，在外面办一个英语培训部。东方大学对这件事情很乐意，他们只是提供一个牌子而又能够得到一笔钱，这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俞敏洪上交15％的管理费。
俞敏洪终于单飞了。1991年的冬天，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夫妻俩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个桌子，放一把椅子，俞敏洪用锤子一砸，挂起了“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的招牌，干起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这一年，俞敏洪29岁，接近而立之年，他的目标是挣一笔学费，摆脱生活的窘境，然后像他的同学和朋友一样到美国留学。整个培训部只有两个人——俞敏洪和他老婆。每天上午，俞敏洪骑着自行车，拎着糨糊桶，四处寻找电线杆子，在上面贴广告；每天下午，夫妇俩就在办公室虔诚守候，盼望着来报名的学生。
第一天，两个学生试探性地走了进来，抬头看看“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的大牌子，再看看俞敏洪夫妻两人，环顾四周，只有破桌子、破椅子、破平房，再低头看看登记册上干干净净，连半个名字都没有。这两个学生对视一眼，毫不掩饰满脸狐疑的表情，还以为遇到了骗子。俞敏洪用自己多年讲台生涯练就的口才，说得口干舌燥，终于让两个学生留下了钱。
目送着两个学生走出办公室，夫妻俩刚出了口气，还没来得及高兴，只见刚才的两个学生跑回来，说是有些后悔，然后把刚交的报名费又要走了。
转眼间，俞敏洪两口子在办公室守了一个多星期。人来了不少，但是都看看四周，看看报名册，然后又走了，任凭俞敏洪好说歹说，只有三个学生报了名。俞敏洪很不解，他在心里琢磨，为什么好多人来看看报名册就走了呢？
最后，俞敏洪终于想通了，人都有从众的心理，报名册上的人太少，别人就信不过。琢磨来琢磨去，俞敏洪想出了一个招，就是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第二天，他在toefl、gre所有报名册上各填了30个假名字，这样来报名的人就会以为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报名了，自己不赶紧报也许就赶不上了。这一招还挺灵，一些学生将信将疑地报了名。
虽然这样做有失光明磊落，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培训班具有商业性质，以营利为目的，俞敏洪也不例外。俞敏洪的目的是挣钱，前来报名的学生就是他的“客户”。在与“客户”的周旋和较量中，俞敏洪能够利用心理战术赢得“客户”的信任，也说明了俞敏洪脑袋并不笨，还颇具商业头脑。
培训班慢慢办起来了，渐渐有了生气和活力，俞敏洪又在寻思着从东方大学“独立”出来，办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校。1992年底，俞敏洪下定决心办自己的培训学校。不过，自己单干是需要执照的。条件是申请人须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而且要原来单位的同意。俞敏洪当时只是讲师职称，北大更是不可能同意。为了获得执照，俞敏洪每星期都会去海淀区的成人教育办公室，拿包烟坐在那里和他们抽烟聊天，来来往往半年后，俞敏洪和教育局的人混了个脸熟。考虑再三，教育局给了俞敏洪一张有效期为半年的试营业执照。如果有学生告状，执照立马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