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还原真相”热潮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关于‘三光政策’，本是冈村宁次对下属的告诫，日文原文是‘焼くな、犯すな、杀すな’，懂日文的自行判断。”言下之意，所谓“三光政策”，乃是中方为抗日而故意歪曲冈村宁次“戒烧、戒淫、戒杀”政策而编造出来的，冈村宁次并无“三光”言论及相关罪行。
发出此等言论者，多半是读到了冈村宁次战后所著回忆录。冈村在回忆录中辩称：“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
可在铁的事实面前，可以确证日军当年推行过“三光政策”
日军作战命令中，不乏“烬灭作战”一类指示，其意与“三光政策”完全相同
的确，如果仅就名称而言，“三光政策”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41年9月10日《解放日报》，系中方对日军在华北所推行的扫荡政策的一种概括，在日军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术语中，并没有“三光政策”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军没有推行过“三光政策”，在日军的作战命令和战报中，与中方概括的“三光政策”意思相同者，乃是不断出现的“烬灭作战”、“彻底毁灭”等称呼。所谓“烬灭作战”，即是烧尽灭绝，一个人不剩的杀光，一间房不留的烧光，一点东西也不留的抢光。此种战术的始作俑者，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将其推向极致的，则是其继任者冈村宁次。在此二人任期内，这种作战方式被一再强调，日军也执行得很坚决：
（1）1940年1月2日至11月30日，日军在扫荡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时，曾下过一道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饭碗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李恩涵编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1940年9月，日本第1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在《讨伐队注意事项》中规定：部队归还时，“应明了敌性显著之敌根据地之村落，予以烧弃为止，彻底实行烧尽灭绝作战”。同时，该旅团在《第一期晋中作战行动实施纲要》中还对“烧尽灭绝的目标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一、“敌及装扮为当地居民之敌”，“认为具有敌对性质之居民中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一律杀戮；二、“敌所隐匿之武器弹药工具炸药等”，“认为系敌聚集之粮秣”，要“没收带走，不得已时烧毁”；三、“敌使用之文件”，“敌对性质之村落”，应烧毁、破坏。（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东京1998，第342-343页。）该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据该旅团《昭和15年10月19日-11月4日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所记：“10月25口，彻底烧毁寺子岩-姚门日之间东西约6公里间之村落”、“11月5日烧毁村落背庄-大有镇沿途村落、大有镇附近及其附近16个村”。
（3）第11军所属第34师团命令“烧毁敌人能够利用的一切”，当有人“向师团司令部询问，‘一切’是否包括于活的中国人，还是仅指物品而言，回答则称其中也包括人在内。除了用于搬运货物的壮工以外，中国人都要杀死”，“一个一个地杀死过于麻烦，于是又想出了好主意。从村子的上风处点着了火。火势顺风而下，老头子、小孩子都出来了。那里已经架好轻机枪在等待着，嗒嗒嗒嗒……。惊吓的人们又跑回村中，被卷入大火烧死”。（江口圭一著《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283页）
（4）原日军第59师团士兵菊池义郎记述说：“我们日军每到一个村庄，要破坏所有的家俱杂物，烧毁房屋。我们常说，如果约500人的部队在100户左右人家的村庄驻一夜，这个村庄恐怕十年也恢复不起来。”（李恩涵编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由此可见，日军作战命令与作战术语中，虽无“三光政策”一词，但确有“杀光、烧光、抢光”之实；中方将其概括为“三光政策”，并不是诬蔑。以杀人而言，据日本比较“中立”的学者姬田光义考证，日军扫荡期间，仅河北一省，“至少有12万以上的中国人被日军残杀，此数字并不夸张。”（姬田光义，《何谓“三光作战”——中国人目睹的日本侵华战争》，《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五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